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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它曾经一度蔚为壮观，大放异彩，后来几经反复、波折，逐渐趋于中落。具体说来，其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五四时期
这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激荡澎湃，成绩斐然、盛况空前的阶段。正如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 小说三集 · 导言》所说， “ 在 ‘ 五四 ’ 运动以后，浪漫主义的风潮的确有点风靡全国青年的形势， ‘ 狂风暴雨 ’ 差不多成了一般青年尚习的口号。当时簇生的文学团体多少都带有这种倾向。” 这种判断并非夸张之词。
当时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文学社团，除了创造社、浅草社、弥洒社、新月社等外，就连以提倡现实主义著称的文学研究会的一些著名作家，也无不或多或少地显现了明显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请看例子：
如，冰心，她创作的小诗、散文，饱寓情感，以情取胜，吟唱出了一曲曲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母爱、童真、自然的颂歌。庐隐，则以非常接近郁达夫的笔调，用书信体、日记体的形式，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抒发内心的主观情感。还有许地山，则用别一种笔调，表现了浪漫主义另一方面的特色。他早期的作品《缀网劳蛛》等充满浓郁的宗教意味，富于传奇色彩和异域情调。
即使是具有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叶绍钧与王统照，他们早期的创作也仍然流露出较多的主观因素，强调 “ 美 ” 与 “ 爱 ” ，甚至将 “ 美 ” 与 “ 爱 ” 的力量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如王统照的《微笑》。（分析略）时常在灰色的现实人生上点缀一两点 “ 光明 ” 的理想，同时，侧重描写人物的内心感受，通过人物内心的镜面去折射社会现实，表现了明显的浪漫主义特色。还有，沅君、王以仁等的创作。
当然，在这一阶段，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自然是作为 “ 异军突起 ” 的创造社。这个社团中的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田汉的戏剧，成仿吾的评论，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显示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倾向。
这个基本特征和倾向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抒发了破旧立新的狂飙突进的精神，焕发出昂首天外的英雄主义气度，如郭沫若的《女神》；
二是展示了知识分子分裂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灵，弥漫着浓重的感伤气氛与忧郁情调，如以郁达夫的创作为代表的一大批自我抒情小说。
前一个特征和倾向，在当时是曲高和寡，因为，人们虽然仰慕《女神》，但却无力效法。
后一个倾向却吸引了创造社内外的众多作家，使得感伤主义一时间几乎主宰了文坛，就是郭沫若也向这个方向靠拢，如郭沫若随后创作的《星空》等诗歌。
与此同时，作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组成部分的还有浅草社（沉钟社）、弥洒社和新月社。它们都受到了创造社的影响，从而极为有效地丰富了五四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
浅草社（沉钟社）的作家，主要为创造社对现实的强烈反抗精神和真挚坦率的自我表现以及感伤主义情调所吸引。如沉钟社的陈翔鹤的小说，多以 C 君为主人公，带有明显的 “ 自叙传 ” 的性质，显然是受到了郁达夫小说的影响。
但，他们又有自己独到之处，他们更注重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和剖析，更注重吸取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表现方法，因而更具有现代感。这正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 小说二集 · 导言》中所说，他们 “ 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
弥洒社，当时大力提倡浪漫主义，认为在死囚牢里初解放出来的民族中间，在古典文学还没有十分驱逐完了的时候，有提倡浪漫主义运动的必要。并认为，浪漫主义运动就是以反抗一切旧制度旧礼教束缚的运动，是表达个人天才的运动，是以青年人的理想和小孩子的心为唯一永久真理创造的运动。
当然，弥洒社创作中的反抗精神并不强烈，它比创造社更具有唯美主义倾向。在小说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胡山源。他的小说《睡》，没什么含义，但写得很别致，把几种不同的睡态速写连缀起来，简约而富有诗意。
新月社，是继创造社之后又一个重要的浪漫主义社团。其同人也重主观，崇尚感情、灵感与天才，也主张个性解放，赞美自然，流露出 “ 回到自然 ” 的情绪。正因为如此，新月社的诗人早期曾视创造社为同调者，并极力推崇创造社诗人的创作，闻一多便写过两篇著名的评论《女神》的文章。
徐志摩也曾写信给创造社，表示对 “ 贵社诸贤向往已久， …… 今识君等，盖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追随，共辟新土 ” 。当然， 1926 年后，新月社开始转向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但浪漫主义倾向仍很明显。
结论：仅从上面的简单描述中我们就可看出，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确实是蔚为壮观的。
第二阶段：20 年代后期（ 1928——1929 ）
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 “ 革命浪漫蒂克 ” 文学为代表（主要是小说）。革命浪漫蒂克文学与 “ 五四 ” 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联系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性质与作家队伍的联系性
革命浪漫蒂克文学实际上也是一种浪漫抒情文学，它的创造者很多就是创造社的成员，后来出现的一些青年作家如蒋光慈、阳翰笙、洪灵菲等，也是热情、敏感的新人，具有浪漫蒂克的气质和行动，有的甚至在当时反对浪漫主义的氛围中，仍为浪漫主义辩护，公开宣称自己是浪漫派。
蒋光慈便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 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 又说：“ 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 蒋光慈对革命的理解虽然是幼稚的，但他却抓住了浪漫主义注重主观，注重激情，注重理想的特征。
（ 2 ）风格上的相似性
当时革命浪漫蒂克文学保留了前期创造社文学的风格：放任感情，直抒胸臆，袒露作者的浪漫气质，是表现而非再现。
（ 3 ）倾向上的一致性
革命浪漫蒂克文学继承了创造社开创的两个传统：
一个是郭沫若的浪漫英雄的传统。作品洋溢着英雄主义气息和雄浑慷慨的激情以及狂热的复仇精神，发出了一种 “ 粗暴的叫喊 ” ，追求艺术上的 “simple and strong” （朴直与强猛）。
二是郁达夫的忧郁感伤的传统。
不少作品仍有明显的 “ 自叙传 ” 性质，诉说着一己的痛苦和哀愁。不过，又将这种个人的感伤情绪与当时的政治情绪结合了起来。孟超后来在《我所知道的灵菲》一文中说，洪灵菲 “ 以浪漫主义的表现方法，在革命的故事中糅杂了不少的恋爱场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在风格上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
从 “ 区别 ” 看，革命浪漫蒂克文学实际是 “ 五四 ”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向 “ 左 ” 延伸与发展的产物。
（ 1 ）它摈弃了 “ 五四 ”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 为艺术而艺术 ” 的倾向，强化了对文学社会功利作用的认识，并将它推到了极端，从而导致了 “ 标语 ” 、 “ 口号 ” 式的文学出现。
（ 2 ）它摈弃了 “ 五四 ”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个性意识，强化了阶级意识与群体意识，作品表现出一种社会化、群体化的情绪。
这一阶段的浪漫主义文学，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其未能产生深远影响，很快就消失了。
（ 1 ）严酷的现实斗争不允许人们以浪漫的态度对待革命，不允许人们有更多的幻想，而要求人们投入实际的行动。
（ 2 ）当时理论界对革命浪漫蒂克文学持尖锐批判态度，瞿秋白认为：“ 这种浪漫主义是新兴文学的障碍，必须肃清这种障碍，然后新兴文学才能够走上正确的路线。” （《革命的浪漫蒂克》），这无疑给革命浪漫蒂克文学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是宣判了它的死刑。
（ 3 ）革命浪漫蒂克文学本身存在着许多弊病。它对政治功利性的追求极大地影响了作家对艺术性的探索，它对个性意识的批判，又限制了作家创作个性和主体意识的发挥，而它所构置的 “ 革命加恋爱 ” 的创作模式更是倒了人们的胃口，遭到了人们的嘲笑。这样，革命浪漫蒂克文学并没有产生像 “ 五四 ” 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那样的一大批优秀作品。因此，它很快沉寂了。
第三阶段 40 年代（抗战时期）
这一阶段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尾声。它们虽在当时有相当的影响，但却未能掀起大浪，只能算是 “ 小小的波浪 ” 。从文学历史的渊源来看，它们是直接承续了 “ 五四 ”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余绪，在新的时期（抗战时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思潮的代表性人物是三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徐訏；一位是无名氏。
郭沫若承续了自己五四时期所开创的浪漫主义诗风，他 40 年代创作的历史剧是继《女神》之后又一次浪漫主义诗情的强烈爆发。这些历史剧想象丰富，感情奔放，气魄宏大，理性色彩浓郁，且把自己的主观情感融进剧中人物身上，常常成为 “ 夫子自道 ” 。
郭沫若一方面承续了自己五四开创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在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历史剧的创作原则上，形成了自己浪漫主义历史剧的新的特征。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郭沫若采用的是为我所需的态度，历史在郭沫若那里不是僵死的过去，而是他驰骋想象和创作才能的疆域。他是借古人的骨骸，鼓吹时代的声音，如《屈原》的反对分裂，主张团结的思想；《棠棣之花》反对暴政的爱国主义主题等。
在历史剧的创作原则上，郭沫若从不企图描绘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追求一种历史的诗意，并使这种诗意融合在时代精神与作家的激情中，他把这种历史剧的创作原则概括为 “ 失事求似 ” 。正是这一创作原则，集中显示了郭沫若历史剧的浪漫主义显著特征。
徐訏与无名氏是两位在 40 年代国统区红极一时的小说作家，他们小说的创作风格非常相似。他们也承续了 “ 五四 ”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特征而又有所发展，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的那种感情无节制的宣泄，人物和故事的凭空虚构，异域情调和神秘色彩的极力渲染，哲理、象征的刻意追求，以及华丽、浓艳的辞藻铺陈和 “ 回到自然 ” 情绪的流露，都明显地映射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余绪，并使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尤其是小说中）一直匮乏的奇特想象、大胆夸张、传奇色彩、玄思意味、偶然性的情节等因素，终于得以集中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徐訏与无名氏的小说创作丰富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表现形态，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创作空白。这正是他们创作的价值与文学史意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