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来到这，我觉得自己变得功利了，我从来没感觉到分数原来是这么好的东西，它可以让孩子们上大学。除了上大学，我想不出一条更幸福的路给他们了。孩子们的选择那么少，除此以外，他们别无选择。
我后来又觉得自己贪心。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会孤独，原本一个孩子该得到的照顾他们好像也得不到，我想给他们爱，通过自己，通过文字，通过知识，通过一切可以通过的方式，给他们，都给他们。 什么都想给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出路是什么，但孩子们的基础太薄弱了。
刚来的时候孩子们听不懂其他两个支教老师的语言，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中年男子，一个是将近退休的带着中原腔的河南老教师，要改，都太难了。 我庆幸自己学了中文，大学那会出去家教，听我口音，家长都以为我是北方人。可饶是这样，贵州这片土地离普通话中心太远了，要受些普通话的影响都很困难。孩子们一下课就用当地话聊天，还有的用苗语，在学校都如此，在家里就更是如此，没接受过教育的老一辈人都不会讲普通话。虽然我屡次强调在校园里用普通话交流，但一下课，教室里、走廊上，到处都飘着苗音，孩子们很喜欢家乡的语言呢。
其实我也很喜欢方言，也觉得方言需要被保护，语言的多样显示了人类文化与智慧的多元，方言濒临险境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我们的评价体系是All-普通话，孩子们与普通话的交情太浅了，即使接受学校教育那么多年，可当地老师的语言也带口音，走出学校整个儿又都是苗语的天下，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孩子们怎能深刻感知汉语的美？又怎能表达汉语的美？
一个地方的语言总会多少影响人们对普通话的感觉与使用，所以尽管人们一样说普通话，语言专家还是能听出你是哪里人。这个现象在哪儿都是如此，英国各地的英语也有口音，萧伯纳的戏剧《My Fair Lady》说的就是这事儿。带口音的伊莉莎不被视作上流社会的姑娘，同样的，受方言影响的初级阶段的普通话写作也会显得啰嗦而不精致。虽然在小说创作中适当的方言可以给作品增添异域风情，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民国时期的散文作品也有各地口音的痕迹，鲁迅等南方作家就极喜欢用“伊”“底”等词来代替“她”“的”的表达，但这些大家都是在对普通话的运用炉火纯青之后才敢大胆启用方言的。
我起初写作文也带浙北腔，“的”“了”特别多，说“看”用“看看”，说“做”要写“做一下”，现在回过头去阅读，怎一个啰嗦了得？但当时全然未察觉，后来自己慢慢热爱文字，才醒悟原先文章里隐隐的缺憾在哪里。——这个循环现在也在一代一代杭州孩子身上发生着，但随着学校与家庭对语言环境的重视，在杭州的公共场所，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用普通话交流，他们懂杭州话，也会说，但都会不自觉地用普通话与别人交流。
方言的频繁使用损害了孩子们对普通话的感知，粗糙的基础语言文字教育又让孩子们的识字与书写能力成了一大软肋。犹记第一次批阅孩子们的随笔生出来的恍惚，字迹歪歪扭扭，蜷缩在格子一角，仿佛受了惊的小动物，不敢见人。一篇不到800字的文章，出现八个错别字，两处不会写的词语用拼音标注，其他诸如语法、病句问题不再赘述也已经令我惊奇了——可我教的是高中生，这一点是十分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