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吉普赛人，你脑子里有什么样的形象呢？大篷车上一家老小的漫游者？比才歌剧里那个爱情飘乎不定却又热情迷人的卡门？巴黎拉丁区衣衫鲜艳华丽的年轻男女？波兰小城抱着水晶球指点你爱情吉凶的男女莫辨的大妈叔？在欧洲旅行时那些深色面孔、乌黑卷发、拉帮结队，看着就像小偷和骗子的不知来路的人们？这些都是，也都不是。
吉普赛是一个很小众的话题，小到仿佛这个人群只活在传说和电影中，但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确是实实在在的一大群人，在国家的夹缝中努力或者“不努力”的活着；他们如同犹太人一样，是欧洲文明大写的“他者”，他们到来的历史已有千年，在这里的文学和艺术中留下深刻的印迹，却不能或不愿被安置到一个固定和专断的文化版图里，成了永恒的边缘人。他们在二战中一样遭受种族屠杀，但因为没有经营社会组织的传统，没有经济力量的支持，而在战后的反思与纪念中被忽视和遗忘。所以，吉普赛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到我不知从哪开始写。但我又总是被他们的历史、文化、音乐和现实处境深深吸引着，无法自拔，所以一有时间就看一点写一点，今天发的是一年前2015年秋天写的一段日志。现在读了更多的文章和资料，觉得当时写得很浅，但还是先发上来吧。
我发现中文世界中几乎还没有任何对吉普赛的真正研究，网上的信息绝大多数也是“道听途说”，而旅行和寄居于欧洲的用中文写作的人，往往又因为不了解而对他们充满学来的偏见和歧视。等我熬完了这PhD，有了时间和精力，一定要好好写一本关于吉普赛的书出来。
（2016年11月7日 苏黎世 卢梭路）
今天早晨的天空才更像苏黎世的深秋了，7点多时天尚清明，9点左右雾气从四周潮起，在穹顶合围，将世界涂满沉静的灰色。窗外我们一直厌弃责骂的瑞士面粉厂大楼，如今成了天气的阴晴表。每日如果晴天，它的东向面便明亮得像一面镜子，在周遭的林木房屋之前宣告着阳光明媚的好消息；如果阴天，它的无装饰的水泥面孔便模糊起来，以至分不清这并肩双塔的界限。上周末听一位建筑杂志的主编讲，在这以保守著称的小城，当年之所以能通过这突兀的高塔建筑方案，除了许多年青投票人想反叛僵固的文化气氛外，还有一点，就是城市的规划者想保留一些苏黎世工业化时代的历史特征。他们不想移走这个已慢慢被包裹在城中的面粉厂，但地价太高规定太多，又限制他们扩大地盘，所以只好平地升起这两座与周围格格不入的高塔。
有许多城市在通过现代工业的积累富裕起来后，便拼命挖掘更古旧的历史，掩饰新富的轨迹，仿佛抓住了过去，便抓住了道德上的优越感。而苏黎世的这种保留，抛开商业的因素不说，如果是真诚的，反倒正成就了一种对历史坦然的胸怀。我们所讨厌的破坏天空的丑陋的水泥塔，又冥冥中担当着我们所推崇的规划之坦诚和观念之多样，这也许恰便是生活世界中无数悖论化存在的例证吧。
因为周五想去听一个吉普赛的音乐会，这两天翻出电脑中的吉普赛音乐来听。今天早上，一边吃早饭，一边看着窗外萧疏的秋意。除了球场绿地上偶尔群飞的白鸟，世界一片寂静。他们悠远沧桑、跳跃中富含悲凉的声音，这时候才更透人肺腑动人心魄。《When The Road Bends》是一部关于印度，西班牙，马其顿，罗马尼亚的四个乐队到美国一起演出的纪录片，我两年之前看过，从那之后，这个大路转弯处的意象，便总与他们的音乐连接在一起。根据现代语言学家的追寻，他们据说从印度飘泊而来，因为异教的信仰，被教宗惩判千年不得安居，所以他们在这片大陆上从南到北，乘着大篷车东迁西走。他们算命，赌博，杂耍，偷盗，恋爱，负心，他们到来，又离开，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他们带来关于外面世界的消息和想像。
他们没有故乡，但当现代民族国家拼命用相像创造故乡时，他们却成了最有故乡的人，因为故乡永恒的失落了，所以要在歌声中把它召唤回来。他们命运和犹太人相似，也经常被同样对待。有意思的是，我最先开始了解吉普赛的世界，是从Fran大姐的身世故事中，可真正认真的看瑞士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资料，还是从被那扑朔迷离的“种族主义”医生带去Endingen的犹太古墓地开始。之后，又知道之所以瑞士的犹太人历史和吉普赛人历史被研究保护重现，跟他们的第一位犹太裔联邦委员Ruth Dreifuss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现代选举代表制度的一个“悖论”或者说现代身份政治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她所代表的选民和政党可能和她本身的族群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却间接的发生了双向的影响。
也许瑞士的吉普赛人搭了瑞士犹太人的便车吧。其实所谓的瑞士叶尼什人（Yeniche）可能跟平常意义上的从东方来的吉普赛人没有关系，他们自称是古代欧洲凯尔特人的遗民，是一群像吉普赛一样没有安居生活的人群。因为人们习惯了用吉普赛来称呼所有飘泊无国者，所以也这样叫他们。很多人可能没法想像，像瑞士这样一个以人道和平著称的国家，为了让这些不符合现代国家理念的人口安定同化到国家中，在1926-1973年之间，实施了一个被称为“大路的孩子”（Kinder Der Landstrasse）的文化改造或者说文化消灭方案。总计590多个孩子被从Yeniche家庭中强行带走，送给瑞士家庭、精神病院、孤儿院甚至监狱，70年代在经过媒体披露报道引起大规模的批评后，政府才中止这一政策。Fran大姐的叔叔，便是“大路的孩子”中的一个。
弗拉明戈现在已经几乎成为西班牙音乐的代名词，据称它的起源跟三种疏离的人群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曾经过往的穆斯林摩尔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尽管结合了现代国家身份政治与文化产业的旅游业，几乎已经把它驯化压制成单向的代表西班牙的文化符号，但音乐中总有它桀骜不屈的难驯之味。一个有着历历可寻的身份与文化符号的灵魂，也可能常常与世界疏落。我坐在安静的房间，却如坐在辚辚萧萧的大篷车中，在那噼啪缓促的吉它声里，在那老妇人呼唤灵魂与故乡的苍凉声音里，我脑子里满是加纳利岛上日暮时的大西洋，那辽远宏阔的大海，那世界的边缘和尽头，那大路转弯的地方。
纪录片《when the road bends: tales of a Gypsy caravan》
音乐《Legends of Gypsy Flamen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