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跟随皇上攻打代地，在马邑城下出了个奇计，又建议拜萧何为相国，和高帝在一起从容讨论了许多天下之事，但都跟天下存亡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没有记载。留侯于是宣称说：“我家世代担任韩国的丞相，等到韩国被灭，我不吝惜万金的资财，为韩国向强暴的秦国复仇，天下为之震动。如今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为帝王的军师，封邑万户，位列诸侯，这是平民所能达到的极点，对于我张良来说已经满足了。我希望抛弃人间的俗事，想追随赤松子四处遨游。”于是学习辟谷的方法，行气导引以便使自己身体轻灵。
初汉名臣张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一条铁律。汉朝的开国功臣也都被这一潜规则给“潜”过，“悲剧”程度和功劳成正比，功劳越大，结局越惨。张良却是一个例外：自始至终，他深得刘邦的充分信任，在后刘邦时代，张良依然赢得了吕后的足够尊敬。
公元前202年的二月，刘邦登基，大汉王朝正式建立。三个月后，志得意满的开国皇帝刘邦在洛阳南宫举办规模空前的庆功宴。酒酣耳热之际，刘邦给大家出了一道思考题：“我，为什么能够完胜项羽?”
在一片马屁声中，刘邦公布了标准答案：“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刘邦这段话堪称字字珠玑。他讲话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刘邦亲自评定出了三杰;第二，刘邦为三杰排定了次序——张良、萧何、韩信;第三，刘邦如此定位张良的作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第四，还应注意一个细节，刘邦提到张良的时候，没有直呼其名，而是使用了敬称，称呼张良的字“子房”。萧何、韩信则没有享受相同的待遇。
然而，刘邦的讲话却又令人费解。刘邦对于张良的定位是“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但遍翻《史记》，也很难为刘邦的这一论断找到足够的论据。用刘邦的这一标准来衡量张良，张良的功劳实在不过尔尔，难以望萧何、韩信的项背。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刘邦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史记》、《汉书》对张良帮助萧何筹谋划策多不记载，但亦无妨张良后期的功绩。论功行封时，按级班爵，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张良辞封的理由是：他韩灭家败后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听从了吕后的劝告，仍就服人间烟火
张良和韩信都是“汉初三杰”，刘邦曾评价：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吾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可以说，张韩二人对汉王朝建立是居功至伟。当两千年后的我们回望两人的结局，不免感慨万分：张良全身而退、安享终年，而韩信身首异处，甚至连累三族被诛。二人的人生结局反差如此强烈，不是偶然的，用哲学语言，就是内因起了决定作用。
一是忠诚度有差距。
张良与刘邦走到了一起后，一直伴随左右，帮助出谋划策。他设计入关大败秦军、斗智鸿门宴护主、劝谏刘邦撤出秦宫、暗度陈仓夺关中、拉拢彭越韩信等。刘邦称帝后，他建议封赏刘邦不喜欢的雍齿，从而安定了大批功臣之心，保证了朝局的稳定。可以说，张良每次计谋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维护刘邦利益，一路走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直是忠心耿耿，全力维护刘邦权威，而且经常宣传“沛公殆天授”，也就是刘邦是上天派到人间的。而韩信在忠诚度上大打折扣，他一直强烈渴望建功立业，他更重视的是如何让他的才华展露，而没有考虑更好地维护刘邦的地位，所以就有了：赌气出走、要求拜为大将；不顾大局，贪功发兵攻齐，使郦食其被齐王烹杀，而当刘邦被楚军围困于荥阳，危急存亡之际，不是即刻发兵解救，而是按兵不动要求封王。前197年，更是谋划参与陈豨反叛。韩信终其一生，在对刘邦忠诚度上始终不一。
二是权力观有差距。
张良屡献奇谋，建奇功，功劳很大，再多的奖赏不足为过，但他却婉拒了刘邦的三万户封地，更是自降标准，只选择了留县作为封地，因为这里是他和刘邦相遇之地。正如他所说“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达到，一生的愿望满足了，所以一再要求准许他修道去，刘邦被感动了，允许他在留县修道，并且赏赐大量财物。这种不恋权位，实乃人生大智慧。反观韩信，他对权力的欲望很强烈，从攻齐后要求封王就可见一斑，后来在刘邦对其有疑心，将其贬为淮阴侯后，还是没有放下对权力的欲望，密谋造反。临死前还抱怨，当初咋没有采用蒯通的计谋干脆造反。
三是处人事有差距。
有时，为人处世的态度体现了一个人的格局。张良对刘邦尊敬有加，刘邦对他也是高看一眼，言听计从，亲昵地称呼他“子房”。对同事也是不居功自傲，谦虚自处，当时同样才华横溢的谋士陈平尊崇他为“元勋之首冠”，可见分量之重。可以说，张良的隐忍谦让的个人美德成就了他，当初也正是通过黄石公多次让他捡鞋的测试，获得了《太公兵书》。而韩信当身居高位后，自以为是的缺点充分彰显。比如认为刘邦才能能统率十万兵马，而他自己多多益善。对同事更是，他对和绛侯周勃、颍阳侯灌婴等处在同等地位感到羞耻。 一次去拜访樊哙，樊哙行跪拜礼恭迎恭送，韩信出门后，竟然称这辈子居然同樊哙等同列。要知道，樊哙也是功臣，更是刘邦的连襟。有时，他还会出卖朋友，项羽将领钟离眛是韩信的铁哥们，后来投奔了韩信，刘邦记恨钟离眛，为了讨刘邦欢心， 干出了卖友求荣的事，钟离眛自杀前大骂他德行不高尚。谋士蒯通曾建议他造反，就这事，他临死前还说了出来，害得蒯通被捕。
除了谙熟兵法，善于谋划，更令后人称羡的，主要是张良后来的命运。刘邦登上帝位后，猜疑心日渐显露，韩信、英布和彭越等人先后得罪被杀，一时间朝中文臣武将提心吊胆，人人自危。张良却始终未遭厄运，得以善始善终。后代人为之庆幸之余，尤其关心张良的保身之途。关于张良的归宿，大概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张良死后的墓地在河南省兰考县。兰考县城西南六公里的三义寨乡曹辛庄车站南侧，古柏苍翠，郁郁葱葱。据传说，刘邦死后，吕氏独揽大权，张良便托病隐居于东昏县(今河南兰考)西南的白云山，死后就葬于此处。
这种说法多被戏曲、小说引用。比如京剧《张良辞朝》就是据此而来。正史中也有这种记载，《史记·留侯世家》中说，刘邦不喜欢太子刘盈，想另立戚夫人之子如意为太子。大臣们虽然极力相劝，但是刘邦仍一意孤行。张良经过深思熟虑，假称有病向刘邦辞职，在交给刘邦的“辞职信”中，有这样的表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后灭强秦，封万户，位列侯，现在平生愿已了……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之后就离开皇宫，飘然而去。更加悬乎的是，后来有人还说“张良纳还冠盖，辞朝学道，刘邦追至白云山，张良幻化而去，从此不知下落”。
第二种说法认为，张良的墓地不在河南省，而是在今天的徐州沛县。这种说法的根据来源于唐代《括地志》。《括地志》中记载：“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当时，张良被封侯的时候，刘邦曾答应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然而张良以在留城与刘邦首次相见为理由，要求封给他留。既然封地在留，死后墓地选择在留城附近，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这种说法以文献为依据，说服力较大。
第三种说法认为，张良墓地既不在河南省，也不在徐州沛县，而在湖南张家界的青岩山。青岩山林木清幽，风景秀丽。据《澧州府志》、《永定县志》记载：“赤松子，隐赤松山(今张家界天门山东最高峰谓赤松山)，有丹灶列天门十六峰之—。张良从赤松子游，天门、青崖诸山，多存遗迹。”又载：“留侯张良墓，在青崖山（即今张家界之古名）。良得黄石公书后，从赤松子游。邑中天门、青崖各山，多存遗迹。”直到今天，张家界一带还流传着许多咏叹张良的诗句。如：“大平原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痴人贪禄刀上死，直上林泉隐姓名。”
由此可见，张良墓地在张家界的传说，并非捕风捉影，亦有一定依据的。
最后一种说法认为，张良并没有离开皇宫，而是居官善终。
许多资料、传说、小说等，都把张良的归宿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虽然不足为信，他的被神化实际上反映了历代下层文人对封建统治者杀戮功臣做法的不满。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张良终身为官的这一说法较有根据，据《汉书·张陈王周传》和《史记·留侯世家》记载说“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吕后掌权后曾劝张良下山为官：“人生一世，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张良死后，溢号是文成侯，也包含“安民立政，善始善终”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