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恋上了死亡
“8月18日清晨，一名31岁的男员工完成iphone7装配线夜班工作后，爬上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厂区的厂房顶楼，纵身一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去年，看到手机上弹出的腾讯新闻，记忆一下子被拉回到了6年前的那个夏天，那个夏天，富士康深圳厂区的员工，像迷上了海洛因似的，迷上了死亡。短短两三个月，就出现了“八连跳”，震惊全中国。
媒体争相展开调查，想要揭开这一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
在没有进行深入了解之前，舆论很容易就倒向了对“富士康集团”管理制度的谴责上。实际上，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提起富士康，就将它与“血汗工厂”联系在一起，这类工厂极尽所能榨干吸光员工身上每一滴血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10年《南方周末》派出记者乔装成打工者潜入富士康，进行了为期28天周详而细密的调查。调查发现，就加班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集团远称不上 “血汗工厂”。
调查还发现，当时跳楼的八名员工，尽管导致自杀的直接原因不尽相同，但却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年龄均为80后、90后。
18号郑州厂区的那位男员工，与6年前那个夏天结束自己生命的8名员工，身份一致。
究竟是什么夺走了这些朝气蓬勃的生命，让他们对生了无眷念，对死充满迷恋？
碎片一样存在着
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向我们揭露的是中国新生代产业工人（又叫新生代打工者）真实的生存境况。
对新生代打工者，社会学家已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他们多为80后或90后，来自农村，较老一代打工者，接受过中高等教育，对城市的消费方式、价值观念、等持有更为包容接受的态度；他们与生养自己的农村早已割裂了，对自己成长的环境产生了隔膜与陌生，完全没有务农经历，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无法像父辈一样，继续原有的生活方式，从土地上获取经济收入。
这批踌躇满志、决意创下一片天的新生代打工者，却撞上了 “钱”这道冰冷的墙。他们用汗水换来的微薄收入，无法支撑起在大都市安定下来的梦想。
同时，这批新生代打工者多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从事流水线工作，几少有机会真正触摸大都市的律动和脉搏。除了没钱，也没有时间。他们每天做着重复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几乎被机械劫持了。南方周末记者引用富士康一名员工的话，“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下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过着钟表一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极大地压缩了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或许是由于每个人都穿着同样的工作服，做着同样的工作，员工之间不愿交朋友，“因为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南方周末》报道说。
在聚集了30余万人的富士康深圳厂区，每个人却像碎片一样独立存在着。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有了困难，找不到任何可以倾诉和分担的人。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0年，自杀的24岁湖南小伙子卢新，尽管在其他“屌毛”（富士康员工间除了第一人称外的全部人称代词）看来，令人羡慕：湘潭大学毕业，不用经常下车间，唱得一手好歌， 还拿过歌唱大赛奖，但也是直到自杀后，同宿舍的另外九个人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在富士康，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富士康一位受访员工说。
无处安放的青春
“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这何尝不是当今都市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前几天，当读到又一名富士康员工自杀的消息后，我便再一次找出了6年前《南方周末》的那篇报道来看。可能是因为6年后的自己，也加入了新生代打工者的队伍，因而对那篇报道得出的结论体会更为深刻、也更为认同了。
1897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出版著名的社会学论著《自杀论》，大刀阔斧地批判过往单纯以个体心理因素解释自杀的做法，他阐述了社会与个体的关系，认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个体的社会关系越是孤立、越是疏离，便越容易自杀。
在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产业园区内，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几乎为零。工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冰冷的机器，每天重复着单一的流水工作，甚至渐渐失去了表达的欲望。
也或许是在这种孤立里，性或者爱情对于一个个体心灵慰藉的重要性，就会被无限放大，于是，因为感情受挫自杀的人，屡见不鲜。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我的一位兄长般的异性好友，毕业于国内知名的理工高校。毕业后，进入世界知名的沃尔沃汽车公司工作。作为应届生，第一年，必须先在车间锻炼。他来自单亲家庭，家中尚有母亲、弟弟需要照顾。刚毕业，每月税后工资4000，一发工资，先给母亲寄2000元生活费，交1500元房租，余下500元留作生活费。
我太了解像他这样在大城市工作、家境并不富裕、必须靠自己的年轻人了，因为我自己也是，我们习惯性将工资数额放大1.5倍甚至2倍后告知父母，好让他们在收到汇款时，不会拒绝、不会担心。
“我真想跳楼了”，一天晚上，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刚入沃尔沃不到半年，他的女友便和他分手了。他说，在这样的大都市，谈恋爱都是拮据的。去车站送女友回家，身上竟然连为她买点零食的钱都没有，反倒是从她手里拿了点回程的路费。“太对不起她，真的很难受，我就不是个男人”，电话里，他已泣不成声。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落泪。
一个多月后，午夜12点，电话铃响起，是他。他说，“小雅，我孤独得快要发疯了，我矛盾得快要疯了。我现在真需要找人倾诉，否则，估计就会直接找座桥，跳下去算了。我骑自行车绕公园已整整18圈，就绕到了这里……”他停在一家提供“特殊服务”的小店外，拨通了我的电话。
我坐在空荡荡的楼梯间，回想般般往事——2006年春天，离高考还有3个多月，月考完，我俩会一起去爬山，找野果，掏鸟窝，回校后，他总会到校门口的小铺请我吃上一碗木耳米粉，然后不好意思地说，“小雅，等我考上大学，工作后，一定请你吃大餐，但现在只能委屈你吃3块一碗的米粉咯，”——我一夜无眠，泣不成声。他告诉我，当时身上全部家当只有100块，还得撑15天。
这批与社会失去联结的年轻人，荷尔蒙涌动，青春能量喷薄欲出，渴望通过爱情与性得到释放，只可惜，不管是爱还是性，最终都撞上了“钱”这堵冰冷无情的高墙。
这批与他人失去联系的年轻人，生活在眼花缭乱的大都市，感受着城乡分裂的阵痛，体会着收入不平等的创伤，经历着人际关系冷漠的无情，面临着“家乡回不去城市留不下”的惶恐，陷入了“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有钱，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于是，一种因人际疏离而导致的“精神孤独症”便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折磨着他们。
找不到方向，看不清未来，无处安放青春的梦想。
于是，死亡，便如黑色曼陀罗般，具有了极大的诱惑力。
引用《南方周末》报道里的描述：24岁的富士康员工卢新从陪伴自己的好友身边爬起，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那时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几秒钟之后，他就从阳台上跳了下去。他最好的朋友想抓住他，却只抓到了白色、富士康发放的、短袖工装的衣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