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代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历程，目前国内的经济格局呈现非常大的区域差异。不同的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结构差异以及水平差异。由此在国内诞生了“一线城市”及“二线城市”等定义名词，用以区分国内不同经济水平梯队的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也会体现在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带来了诸多矛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地域歧视”这一问题。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前往书店搜罗相关书籍，去探索社会矛盾背后的规律。
在我到达书店开始我的“求书之旅”后，很偶然的在社会科学类书籍里，看到了《大国大城》这本书。我随手拿起来看了一下封面，话题很有意思——当代中国城市规划建设，于是我就买了。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好书，作者陆铭教授确实是在认真写这本书，从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陆铭教授的忧国忧民。陆铭教授的一些观点确实说服了我，比如全书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我国西部的部分城市产业结构混乱，很多地区政府强行上马高精尖，只追求在任期间的基建和工业数据好看，将地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但这篇文章不是讨论经济方面陆铭教授的观点正确与否，网上这种类似的书评其实已经够多了。今天我想讨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利益既得者与利好新进者的冲突，这个矛盾点是探索前文提到的“地域歧视”问题的关键线索。
陆铭教授在书中写到这样一段经历，有一次教授在上海坐出租车，司机知道了教授的工作以后就问他对外来人口的看法，上海是不是外来人口太多了？其实教授知道这个司机心中的答案，于是教授反问那个司机，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谁为你养老？教授讲了一些基本的数据，例如，如今上海的劳动年龄人口中一半是外来人口，他们贡献着上海社保基金超过一半的收入，2011年上海社保基金收入实现70%增长正是因为上海市政府强制外来务工人员缴纳养老保险，最终使得社保资金年度余额由负变正，等等。那个上海司机听了这些话以后，他说：“老师啊，你解开了我心里5年的疑惑，过去我太狭隘了，只想到外地人抢了我们的工作。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要想20年以后的事，要想上海以后怎么发展，以及谁来为我们养老”。 其实我想说，这位司机大哥依然没有真正接受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
好了，故事讲完了，接下来是分析。首先是那个司机的偏见，这个偏见来源很奇妙。司机作为上海人，可以享受上海市政府提供的所有福利和服务，他自身也拥有工作，但是他却怕外地人来抢工作。这是什么？这是一项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潜在可能性新政策以及新的利好群体的强烈抵触。后来，虽然在教授的讲解下，他改变了部分想法，但各位，那是在“没有外地人进入上海工作，就没人给他们养老”的前提之下，他才改变了他的想法。这种转变，说到底，仍是利益驱动下的服从，而不是真正的“高瞻远瞩，顾全大局”所带来的。
“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人的地域优越感最近几年越来越频繁地被听到，当然我也相信，许多上海人还是能够敞开怀抱，拥抱同胞。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同上文出租车司机有一样想法的上海人也不是少数。还有，上海也不是少数，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也或多或少有这样类似的问题。这里我澄清一下，我并不是对上海有意见，只是拿上海举个例子。
社会阶层的构成的健康类型是“椭圆形”（两头窄，中间宽），我们国家也正在从“金字塔”逐渐过渡到“椭圆形”，这也是从“发展中国家”成长到“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低收入群体迈入到中产阶级，固有的资源势必会被新进者所稀释。于是这个时候，冲突出现了。
其实对于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而言，“土著”市民所捍卫的并不是所谓的“地域自豪感”，他们捍卫的实质是自身的既得利益和身为“土著”所拥有的特权。
这两年有的文章说，大城市对于年轻人的扎根门槛越来越高。这其中的原因有房价、户籍、工作、教育等等因素，但不全是以上，最主要的应当是旧有既得利益群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捍卫，而产生的对于潜在新进者的抵触。所以，很多外地人漂泊在外，都会想办法学会当地方言来伪装自己。
很巧的是，12月1号播出的奇葩说中，詹青云也同样表达了这一观点。西方国家其实永远也不会希望非洲国家会拥有自己的顶尖大学、高科技产业或者军备制造技术，西方的政客们只希望能够永远在这些地方以最低的价格开采资源，建设工厂，压榨劳动力，然后就地售卖以及出口至其他国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就像美国希望中国永远都只是“世界工厂”，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这样美国就能一直一家独大。既得利益者永远都对“马太效应”趋之若鹜，而新进者渴望打破陈规，赢得一席之地。
但是，中国不会一直都是沉睡的雄狮。同样地，外地人也不可能一直处于城市中的中低收入阶层。
如今的中国城市经济需要活力，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正是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体现之一。与“马太效应”相对应的，正是“鲇鱼效应”。
作为经济发展重心的城市经济体，也需要更多的“鲇鱼”来刺激城市经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