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一部传奇！
中国人保护、研究、传承敦煌的历史也是一部伟大的传奇。
在西方探险者走后，最早是李丁陇、张大千来敦煌临摹壁画，又有了王子云的西北考察团，后来又有了关山月、韩乐然，他们把敦煌的照片，临摹的壁画拿到了重庆、上海等城市展出，这时中国人终于知道了在西北的大漠深处有一个地方叫敦煌，于是有了一批保护、研究、传承敦煌的人，来到了这个当时中国人还不太熟悉的地方，那是当时中国的顶级历史学家、美术家、考古学家。
敦煌保护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又是与三位大师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第一位是“敦煌守护者”常书鸿。
常书鸿是法国美术学院的高材生，敦煌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在他的组织下，每处洞窟外安装了铁门，洞窟中的流沙得到清理，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地组织专家来临摹壁画，现在有些壁画已经见不到原貌了，那一代人用临摹的方式给我们记录下了历史。
常书鸿那一代人的使命是保护敦煌，做的最大的工作是临摹。
我曾在杭州浙江博物馆见到了常书鸿先生的专题展览，那一幅幅的临摹壁画还没有脱去大漠的沙尘，铭刻着敦煌第一代守护者的功勋。我当时就想这是怎样一位巨人，舍弃了江南故乡的烟雨，将一生心血留在了西北大漠。
第二位是“大漠隐士”段文杰。
段文杰的著作《佛在敦煌》，应该是每一个敦煌朝圣者的案头书。
1946年中，段文杰为了去敦煌，为了等到常书鸿，在黄河边背了半年的水，到了敦煌后段文杰负责石窟勘测和壁画临摹，一干就是几十年。
八十年代有一位日本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引起了国内学界的一片喧然。
几乎是同时，当被问起敦煌石窟所下一步打算时，段先生说“之前我们的工作是保护，今后我们的工作是研究”，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敦煌学实现了赶超世界的逆袭。
第三位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我在读书时就听人讲过，如果去敦煌的话，在石窟前经常会见到一位满头银丝的老者，她就是樊锦诗，在石窟前我仔细寻找那位老人，希望有幸能在这里见到她，很遗憾我没有见到樊老师。
樊锦诗先生说，她们这群人目标是致力于让敦煌继续存在下去，把敦煌传承给一百年一千年甚至更久远的中国人。
离开敦煌时，我去了三危山对面的高台，那里有许多座墓塔，我找到了王道士的那一座，大多数人都读过余秋雨的《道士塔》，结尾是这样的：
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了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看了王道士的墓塔，我便结束了敦煌之行，踏上了归程。
今后有时间，我一定还要再来敦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