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公元一九四八年六月初四，逝于公元二零一六年八月初五，享年68岁另两月（阴历）。

        父亲一生命运多劫，坎坷不平。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年仅十一岁的父亲，作为家中的老大，便撑起稚嫩的肩膀，承担起了祖父应该的担当、照顾二弟的责任，与社里的大人（成年人）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来挣工分养家糊口。进过山挖过煤，去过草原修过房子，跟着木匠修过农具。

        其中有一个小插曲需要特别提到：因为地主家孩子的身份，年幼的父亲曾被贫下中农身份的他姓人（不说明具体人，是不想播下仇恨）丢到着火的与房檐齐高的麦草垛里，愣是爬上了房顶，侥幸活了下来。这是一个奇迹，可能是神灵不想父亲屈死，也可能是出于父亲担当的求生勇气。父亲虽然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并没有在我们的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相反教导我们做人要善良，做事要勤勉，这是父亲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父亲更为了不起的奇迹在于，他大字不识一个，却在劳动中学会了木工活，做起了瓦工匠，还当过一年生产队长，大包干后做起了包工头给人修房子。不识字的父亲之所以能够当选为大包干前夕的生产队长，完全在于他的为人正直，品行善良，也佩服于他的手艺给生产队换来了诸多的利益。

        天才的父亲由于历史的局限（出身条件、生活环境、学习机会羁绊了父亲，让他的发展只能局限在我所叙述的这个圈子里），注定默默无闻，但在当地却是不平凡的，令人钦佩的，也是为我们能够健康成长顺利发展做了伟大奠基的。

        大包干后的父亲没有半点迟疑，没有丝毫怀疑政策有变，更是坚信生活的美好需要勤劳的双手来创造。父亲坚信孩子读书才会有跳出农门的机会，才会有更好的出息与前途。

        于是青年时期的父亲竟然凭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凭着坚强的毅力与恒心，凭着地主家的孩子也应该出人头地的信念，与母亲一起为着好的收成与心中的美好憧憬，起早睡晚，勤劳耕作，使我们姊妹三人有幸成了为数不多的没有辍学的家庭的孩子。

        至今回想起来让我们心里愧叹不安的是父亲为了获取更多的家庭补贴，白天给人修房子，家里的农活是晚上去干。在遇上浇水的特殊时段（那时候的灌溉是水管所按计划供给的派水，错过那个时段庄稼就得旱到下次派水，往往会旱死或者减损收成），父亲就利用晚上人少的时候去浇，常常是连续几天都是在田埂上丢个盹，或是在工地上抽根烟驱赶瞌睡虫。听跟着父亲做工的人讲，父亲有时候砌着砖墙就靠在那儿睡着了。遇上收割麦子的时节，父亲也是不忍把负担留给瘦弱的母亲一人，毅然是晚上就着星光去割麦，白天再去给人修房子。真是披星戴月抓生产，踏着阳光搞修建。这样的时光每年都要重复上演近一个月。

        大包干后我已经开始读初中了，接着读了师范（甘肃省张掖师范学校），之后就走上了工作岗位。在我的记忆里有连续十五六个年头，父亲就是这样过来的。就靠种庄稼与做工，我家成了改革开放年代潮流里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产粮大户与万元户（父亲流了多少汗、费了多少力，那是无法计算与比拟的）。我能够走出农门，妹妹能够初中毕业出外务工（那时候出外务工是很潮流很时尚的事情，并且妹妹做的是珠宝装饰工作，是非常体面的），弟弟能够高中毕业（当时的高中生被乡里人称为秀才，是极少数家庭才有的光环），这些都是父亲坚持努力的目标，也是心中不灭的希望，都是父母亲一滴滴汗水的结晶，这也是我既愧疚又感叹的缘故，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天底下最辛劳最无私的父亲，也是给了我们无力回报的最伟大父爱的父亲（父亲的爱是沉甸甸的，如山高，比海深，是世上无与伦比的独一无二的）。

        父亲虽然贵为包工头，可他是所有包工头里面最穷的一个，原因一是认为力气用完了第二天又回来了，不太计较价钱，工价比较低；二是与带的徒弟同工同酬，没有多拿一分钱。对此，我们不太理解父亲，甚至抱怨过他。（现在想来很惭愧，父亲是用自己的良善在给我们铺路）可父亲依然坚持自己的做法，又因父亲修建队活做得快，质量好，找他包活的人是慕名而来，他的活也就从野沟湾村扩展到了鸭暖乡六个村，又扩展到了临泽县的小屯、新华、蓼泉、平川、板桥、沙河、倪家营等八个乡镇。父亲虽苦虽累，却没挣下让人荣耀的资产，也被人嘲笑为穷包工头。但父亲很知足，也很风光，经常是喝着事主家的酒醉着回到家。因父亲怕给事主家添麻烦，又不想让事主家过意不去，常常是留下事主家的鸡肉、排骨，装作不爱吃肉（在父亲因病不能再出去做事的时候，常常惦记着做肉吃，父亲的吃相也完全暴露了他不爱吃肉的真相），只接纳事主家的廉价高粱酒，常常喝大，让事主家既欢喜又有面子。父亲因此也积劳成疾，加上不垫吧点解酒的食物就喝酒、还抽烟的不良饮食习惯，患上了高血压、脑梗塞，也得上了晚期才发现的胃癌。

        父亲由于长年高血压，也因没有克制饮酒，并且坚持劳作（因我舅舅独身生活在我们家，缺乏劳动技能，父亲曾到肃南购买了一些种羊，让舅舅养起了羊；后来因舅舅过世，也因父亲的年龄与高血压从修建上退了下来，而闲不住的父亲就干起了放牧羊娃的行当），就在他65岁生日过去的两个月后，突然中风，虽经医院尽力救治，算是没有全瘫，拄根棍子能够勉强行走。

        父亲的高血压是罕见的最严重程度的高血压，按降下来的身体正常的标准（暨父亲以前正常工作时的样子）也达到了高压160，低压120，这个标准是必须住院接受治疗的重度高血压（由此我们知道父亲曾今是怎样带病坚持工作而出现的这种特殊的平衡，每每想到这儿我们的心就揪心的疼，抱怨父亲不早告诉我们不早进行救治，也愧疚于做儿女的我们竟然没有丝毫地关注到父亲的些微病变，而使父亲还没来得及享受一天好生活、还没让我们来得及好好尽一天孝就过早离世）。

        我们也按照高血压、脑梗塞的病名让父亲对症用药，而忽略了父亲的胃癌错过了早期、中期治疗的时机，直到四年后的正月，父亲因老是咳嗽，胸口时感闷堵，吃饭难以下咽，才在大家还沉浸在春节的余热时住院观察用药，给了我们晴天霹雳的是医生朋友告诉了我们检查发现了父亲的胃癌，已是晚期，建议保守治疗（回家静养，散心等死）。

        父亲似乎对自己的病也有所察觉，从不在我们面前叫疼，直到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在我们的问讯下说疼，我们给父亲吃了已申请购买的止疼麻醉吗啡，这时距离父亲去世时只有四天了。父亲的过世说突然也不突然，我们震撼于父亲与病魔搏斗的坚强，我们更是愧疚于还没有好好孝敬父亲他就突然走了，我们愧对父亲没有好好享受一天现在的美好生活，愧对父亲没有带他四处看看祖国的壮丽河山。   

        在这里还需要提一下的是，成家后的父亲，为我的二叔（田兴红）娶上媳妇（俗称婆姨）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他是长子，长子如父，他要代祖父完成家长的责任。在那个论成分的年代，加上家境的贫寒，给二叔定一门如意的婚事相当困难。但父亲克服种种波折，托人说下了一门婚事，彩礼也给了人家，二叔对女方也满意，父亲就等合适的时机给二叔把媳妇娶到家。积攒彩礼也非常的不容易，何况为了稳住女方家要比他人多拿点彩礼。就这样，女方家后来还是因为我家地主富农的成分退婚了，当然也搭掉了大部分彩礼。父亲没有松劲，继续想方设法给二叔娶了媳妇，当然需要加倍的彩礼做保障，而且女方有点智障。可是好景不长，父亲与二婶性格不和，脾气相克，婚姻短暂夭折，这次是舍财折人，大伤元气。父亲没有气馁，再次给二叔张罗婚事。这次在继续以彩礼为保障的基础上终于达成心愿，二叔的第三次婚姻终于得到了稳定，也有了他们的儿女。在一起过了几年后，我们和二叔家分开各过各的了，由此父亲向往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愿望也破灭了，但他的操心依然没变。

        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但在我们的心中，父亲却是一个天人。他大字不识一个，却学会了文化程度较高人也不一定学会的技艺，而且是在没有跟师傅系统学习的情况下；他没有文化，却比有文化的许多人更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处事，尤其是良善待人、吃亏处事的道理；他就是一个土农民，却散发着有才有德有位者不一定具有的人格修养魅力，他的人品就是一部无字天书，里面蕴藏着我们学之不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做人哲学。

        父亲是一座大山，我们需仰之，他在山顶庇护着我们；父亲是一片大海，我们需渗入，他在海底护佑着我们；父亲是一部大书，我们需研读，他在书里指引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