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趋势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但也不全受时势变化影响。隋朝平南朝陈以后统一天下，南学北学也统一了。天下的统一是北方吞并南方，学术的统一却是南学吞并北学，这就是学术的趋势不全受时势变化影响。《北史 儒林传》的序记载：“自天下开始了纷争，有将近三百年了，各个学术流派众说纷纭，后学之人无所取正，隋文帝；统一全国后整顿朝纲保护儒生；于是四海之内学识广博的人都来汇聚于此；其中齐鲁赵魏四地的学者尤其多，背着书箱追随老师，不远千里，路上到处都是人们讲经的声音，中原地区经学兴盛，这是自从汉魏以来难得的景象，不过也只有一时而已，到了隋文帝晚年；他不喜欢儒学；于是就废除了天下的学校，只保留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隋炀帝即位后，重新开设学校，状况比隋文帝初年还要兴盛，各地的儒生都在洛阳讨论不绝，纳言（官名）来收集和整理这些言论并上奏。当时旧的儒学很多都失传了，只有信都的刘士元，河间的刘光伯出类拔萃，学通南北古今，让后学崇敬。他们所讲的经学，都被上流社会像教材一样学习。后来战乱又开始了；学风又衰微了；有才识的大儒生们在战争中死亡。很多经书也没有逃脱被焚烧的命运。”
上面的话说清楚了隋统一后经学的盛衰以及南北学的统一问题。但是没有把北学为什么会被并入南学说清楚。南朝人当时崇尚礼乐，文采风流，北方人十分羡慕。北齐高祖皇帝认为南方人专事礼乐，北方的大夫们都很向往，认为那里才是正朔。这就是当时北方人羡慕南方人的明证。经学本来是很质朴的，不是专家无法说解，普通人刚刚接触经学一定会感觉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北方人笃守汉学，学风近于质朴，南方人则喜欢谈论名理，修饰文辞，无论文字还是思想都吸引人，做到了雅俗共赏。所以虽然南朝被北朝所灭，但南方人却让北方人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而从于南方。就像王褒入关后，大家都去学习王褒的书法，赵文深的书法就被人放弃了，赵文深知道这种情况很难改善，于是自己也学起了王褒的书法。庾信到了北周，大家都找他来写碑志。这些都是南方人轻视北方人，北方人重视南方人的证明，北学和南学也是这样的关系。
经学统一以后，只有南学，没有了北学。南学和北学的区别并不在于地理上的南方和北方，而是在于这个学术以谁为宗。南北朝时期，有北方人学习南学，也有南方人学习北学。比如崔灵恩本来是北方人，到了南方后归于南学。沈重本来是南方人，到了北方后归于北学。隋吞并陈以后，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都是以南学学者的身份被隋炀帝器重的。南方的书籍，比如费甝的《尚书义疏》此类，也流入了北方。人的本性都是喜新厌旧，学术的风气也是喜好华丽而厌恶质朴。当时，北方人看南学，就像《孟子 滕文公上》里面陈相见许行的故事一样。《隋书 经籍志》中对《易》有这样一段话：“南朝梁、陈两朝，将郑玄王弼两家注都列于国学，北齐只传郑玄。到了隋朝，王弼注流行起来，郑学慢慢消失了”。对《书》的说明有：“南朝梁、陈两朝所讲的，有郑玄和孔安国两家，北齐只有郑玄一家，到了隋，孔安国和郑玄并行，但郑注的影响力没有孔大”。对《春秋》的说明有：“《左传》只有服虔的，到了隋，杜预的盛行起来，服虔的学说式微。”所以伪孔安国、王弼和杜预的学说盛行，而郑玄、服虔的学说式微这些都发生在隋朝。
后来天下统一后，经学也统一了，北学便消亡了。隋朝的刘焯、刘炫二人，影响一代学风，唐朝人所做《诗》《书》的疏，都是以此二人为准，孔颖达的《书疏》序中写道：“刘焯组织经文，但是特别繁琐、繁杂，解说太过，文字浮华，学习他的学者用了很多努力却少有成果；刘炫认为刘焯过于繁琐，很多话就直接删除了；解释含义太简略，文辞太过华丽。虽然文笔还好，但终究不是正路。”按孔颖达的意思是说，二刘本是北方人，却沾染了南学的风气，将质朴的对经学的解说改为浮华之词，可以看出，学者学术风气的转变，也不得不受时代的影响啊。
唐太宗认为儒学各家学说过多，章句繁杂，就让国子祭酒孔颖达和众多儒生一起编撰修订五经的义疏，定名为《五经正义》一共有一百七十卷。孔颖达去世后，博士马嘉运对该书中有错误的地方进行修订，没有完成。到了永徽二年，唐高宗又找群臣予以修订，永徽四年，将这部书颁布于天下，并且将此书作为考试的依据。从唐至宋，国家考试都用的这部书。汉朝的皇帝在石渠阁和白虎观与众大臣讨论经学，也没有钦定所有书籍，因为各门的博士都是只教授自己的学科，只主一家；从经学的角度来看，还没有哪部经书有如此统一且长久的标准注疏。这是经学历史的又一大变化。
这部书中，《易》主要用王弼注；《书》主要用孔安国传；《左氏》主要用杜预的解；郑玄的《易》注、《书》注；服虔的《左传》注都不采用。有人认为这简直是真假不分，唐代初年编撰此书的这些儒生难辞其咎。根据《隋书 经籍志》，郑玄的《易》注和《书》注，服虔的《左传》注，在隋时已经式微了，到了唐朝初年更是很难寻觅。北学被南学吞并，儒生的学习也要有所取舍，这是根据一时的风尚，定了一代人的学习命运。就像唐朝盛行诗歌，究其原因，是因为诗歌是隋炀帝时科举考试用的，唐朝人只是沿袭了下来，并没有任何改变和革新。明朝取士用的八股文，也是元朝人创立的方法。名义上是新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沿袭旧的。《尚书 舜典》的疏写道：“鞭刑，大隋造律，现在才开始废除”。《吕刑》的疏写道：“大隋开皇初年，开始废除男子的宫刑。”唐朝人写的书，竟然用“大隋”这个词，这都是沿袭二刘的明证。就有点像请人做文章，结果连请的人的名字都一起抄写上了；这种事是要被人嘲笑，不能作为那些编订《五经正义》儒生们的开解。
要说孔颖达疏的缺点，有彼此互异、曲解注文，乱引谶纬。著书的标准方法应该是：注是不能驳斥经，疏是不能驳斥注；不能乱取，只能取一家为宗，至于曲解注文还不算是大的缺点。谶纬学多是古代之义，大多是今文经学的内容，杂引进以解释经书，也不能算一个大的失误。只有彼此互异内容自相矛盾，这样的话后来读这本书的人无从下手，不知该相信哪种说法，既然这部书是作为标准教科书的，那么为什么连其中的释义都无法做到统一呢。
例如谶纬之说，经疏都有引用，在《诗》、《礼》的疏中，与郑玄的观点一致的就是正确；但在《书》中，与郑玄观点一致的又是错误，究竟谶纬是正确还是错误呢，这么做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官修的书都不能让人满意，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书是很多人一起写的，不是一家之言。唐朝人写的《晋书》引用了很多神怪小说的内容，被刘知几嗤之以鼻，而梁武帝编撰的《通史》作为正史，却全部亡佚，一个字都没有留下。《五经正义》是奉敕编撰的，正是中了这种弊端。孔颖达入唐时，已经是耄耋之年，怎么可能把该书所有的内容逐条审核，他只不过是总览一个大纲而已。众多儒生分别各注一经，各自取一部书为底本，说是自己写的，实际上也是抄袭罢了。书籍编撰成后，孔颖达居其功劳，有错误也是孔颖达承担过错。但是毕竟功过不能一人全部承担，而义疏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写成。当时的《周易》义疏的作者是马嘉运、赵乾叶；《尚书》是王德韶、李子云；《毛诗》是王德韶、齐威；《春秋》是谷那律、杨士勋；《礼记》是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虽然全书标题只是孔颖达一人之名，只是因为孔颖达名高位重而已。
朱熹认为五经疏中，《周礼》最好，《诗》和《礼记》次之，《书》和《易》最差。《困学纪闻》写道：“考察《隋书 经籍志》，王弼的《易》，孔安国的《书》，南朝齐和梁才开始立于国学，所以诸儒的说法，没有《诗》和《礼》详实”。这个说法也未必全对。《五经正义》的作用就是保存注并为之做疏，以解释注。因为用的注不同，自然疏也会不同。《五经正义》中的《易》主要用王弼的注，王弼崇尚老庄清虚之言，王弼的注在北方是不通行的。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已经提到了，在江南的义疏有十多家，不过这些家都是有崇尚玄虚，含义浮夸荒诞的缺点。就算这样，疏仍然也犯了虚浮的毛病。《书》主要用伪孔安国的，也多是虚空的解释，伪孔传在北方也是不通行的。《尚书正义》取二刘的学说，却又在序言中说二刘的缺点，由此看来伪孔传也不足以观。《诗》《礼》《周礼》都主要取郑玄的笺注，义理详实，名称实物的解释也非常明白，所以是所有经书中最好的。朱熹的这个排序十分的恰当。
我认为《周礼》是政治制度的书，肯定不如《礼记》通行，但其中不只有学术，还有治理国家之术，内容包罗万象。《礼记 王制》一篇包罗万象与《孟子》《公羊传》中的很多思想内容都符合。用这一篇就可以治理天下。这一篇相对于整部《周礼》来说，相对简明，想学习的人，可以由《礼记 王制》这一篇开始学习。《左氏传》朱熹没有提及。《左氏正义》虽然详实但也有忽略的地方，该疏全都抛弃了贾逵和服虔的旧解，全部采用杜预一家之言。刘炫说了杜预的很多不足，这部书却反驳刘炫支持杜预，勉强为杜预掩饰。我曾经读过该书，感觉首尾不相连接非常奇怪，其中必然有丢失的内容。我考察了诸多版本的这本书，都是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疑问。后来看到刘文淇写的《左传旧注疏证》后，才知道刘炫虽然举出了杜预注的问题，但是，是他先说了杜注的优点，最后才说缺点的。可是《正义》在编撰的时候，将刘炫说杜注优点放于最后，再用这些刘炫写的杜注优点来反驳刘炫；这么做的时候又不注意审视所引文字的含义，导致前后不相连贯。《易》和《书》的疏，也大致有这样的问题，只是没有《左传》那么严重罢了。
唐朝人写的这些义疏，能够引起争论的的确不少，但是在当时，很多古籍亡佚以后，能够把汉学留存万分之一的，也只有通过郑玄的注了，而想看到郑玄的注又只能根据这部书，没有其他书籍可读。这么说的话，唐人的做法也算功过互见，不能一概而论。唐人义疏对于经学家来说尤其宝贵的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一书。该书也属于南学。这本书在陈后主元年开始编写，成书于隋灭陈之前。该书的《易》以王弼为主，《书》是伪孔传，《左传》是杜预，这些都是唐人义疏的模板。该书中引到北学的，很少。该书的《序录》中对王晓的《周礼音》的注为：“江南没有这本书，不知道这个人的情况。”对于《论语》写道：“北方有杜弼注，比较通行。”然而北方的大儒徐遵明却没有一点提及。陆德明本来就是南方人，没有学过北学，也不能见怪。
与义疏同时出现的还有唐朝初年的《定本》，该书作者是颜师古，五经疏中常常引用这部书。颜师古是颜之推的后人，颜之推本来是南方人，晚年的时候归于北方。颜之推的著作《颜氏家训》引述南学、北学的内容都有，但主要是南学。颜师古的《定本》也从南学，这是尊崇《颜氏家训》的做法；但《颜氏家训》也有不全是南学的地方。比如《诗》中的一句“兴云祁祁”，《颜氏家训》认为应该是兴雨，《定本》也做“兴雨”，《诗正义》就按照《定本》的观点。他们不知道其实应该是“兴云”，汉朝的《无极山碑》上有该诗可以作为证据。《毛诗》也与其他三家诗都做“兴云”。古代的语言没有虚实两读的分别，既然下句写了“雨我公田”上句再写“兴雨”不就是重复了吗？《颜氏家训》是根据班固的《灵台诗》“祁祁甘雨”而写的，但是他不知道班固这句话是“兴云祁祁，雨我田公”的缩略。班固的《汉书 食货志》引用这句诗写的就是“兴云”，这也可以做为证明。自从《定本》、《正义》颁布以后，天下取士，都以此为标准，唐朝初年到宋朝初几百年间，读书人都按照这个版本，不敢擅自议论其中的错误。从经学史上来说，这段时间是统一时间最长的时代了。
唐朝时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并称为九经，选取人才。《礼记》《左传》是大经，《毛诗》《周礼》《公羊》是中经，《周易》《尚书》《仪礼》《公羊》是小经。这是《新唐书 选举志》的说法。（此处作者有误）这个是根据经文的字数来区分的，自然选拔人才的方法，也被其影响。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疏到：“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都是重要的经典；然而现在因为《礼记》文字少，人们都争相去学习他，《周礼》这种治理国家的重要书籍，《仪礼》这种仪礼的楷模，《公羊》和《谷梁》这种历代都被宗习的著作，已经没有人在学习了。”开元十六年，杨玚作为国子祭酒，上疏说：“现在学习《左传》的连十分之二三都没有了；学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的人也基本没有了；请多多鼓励学习这些经书的人”根据此二人的说法，就算在盛唐，很多的经书也已经被束之高阁。
在大经中《左传》的字比《礼记》多，所以多数人都学习《礼记》而不学《左传》；在中小经中，《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比《易》《诗》《书》要难，所以大部分人都学习《易》《诗》《书》，不学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这就是这四经几乎失传的原因。唐朝科举考试专考背诵，不考经义，所以人们都学习文字少的经书，同时真正因为明经义而被入取的人（称为“明经”）不被人看重，人们重视以诗赋而被入取的人（称为“进士”）。宋朝初年，沿袭唐朝明经的入取方法，后来王安石改用墨义的方法，就是按照经义来取士，这就导致了后来宋朝空谈义理的状况，元朝明朝两朝经义泛滥的状况。
在汉灵帝熹平年间刊出熹平石经后的五百年，有了唐朝的开成石经，这是一代的盛举，群经的好出处。不过唐朝人不重视经术，到了文宗时期，任用郑覃这位经学大师为宰相，而刊行石经，有人不满意，认为一代名儒不过如此而已。当时并无名儒，水平如何无法判断，但是自从熹平石经散落各地亡佚以后，只有开成石经最为完备，目前能够看到最古老的是两宋的刻本。虽然校勘的不是很完备，也没有更好的书籍来证明这些刻本的错误之处。顾炎武校监本《仪礼》，认为该本少字错字很多，《士昏礼》少了“婿授绥”一节十四字，幸好有开成石经可以做参考补充。这是开成石经对经学有功劳的一大证明。顾炎武又考据出开成石经错误的字很多，很多错误确实不能归罪于原刻者。根据冯登府的《石经补考序》中记载，石经经过四次修补。其中有错误的字也不能都责怪唐朝人，精细的审查并详细研究石经，也是对研究经学有所帮助。
唐朝人的经说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只有陆淳，陆淳师从于啖助和赵匡。著有《春秋纂例》、《微旨》、《辨疑》。他认为左氏传的左氏是六国时的人，不是论语中的左丘明，这个人采用了很多学派的学说，大多是不可信的。《公羊》和《谷梁》都是口授的方式流传的，由子夏所传；后人根据其大义，编配了经文，经文有很多乖谬之处，失去了原义纲领。这些观点，都是说了前人没有说过的言论。只是春秋三传在古代各自为说，没有人同时把三种学说著成一书的；虽然这么做的话，是让后代学生更加容易的入门学习，但是却违背的汉学传经的专门之法。史徵的《周易口诀》、成伯玙的《毛诗指说》、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节》，这些书都是短篇，无关紧要。其中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保存了很多《易》学的古义；后人根据这本书可以看到汉朝《易》学的大略，目前想了解荀爽，虞翻的学说，全靠这本书了。
唐朝人对经学也有不能被抹杀的功绩。《说郛》中记载令狐澄在他的《大中遗事》这部书中写到：“大中年间，工部尚书陈商召开讨论《春秋左传》的学术会议，他们认为孔子作《春秋》经是为了褒贬善恶，就像法家一样；左丘明作为鲁国的史官，记录发生的每一件国家大事，就像太史公一样；单独的读《春秋》，可以看出其中的微言大义，如果将《左传》与《春秋》混读，就会发现结果是庞杂而混乱。杜预不去思考孔子为什么制作经书，不去思考左丘明与司马迁班固是一样的史学家，将这两部完全不相关的书混合在一起，导致《春秋》经义不明。”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也记载了这个说法。汉朝以后，《公羊》无人流传，《春秋》只有《左氏》一传通行，人人都以《左氏》为圣经，认为杜预的解就是真正的传义。不但《春秋》经本身混乱已久，就连《左氏》的传也受诬过多。孔颖达的疏在遇到经传不合的地方时，不说是传的错，反而说是经的错。刘知几在《史通》中诋毁圣人，十分狂傲。这些人都不知道《春秋》是经书，而《左传》是史书。经书是为了教化立法，讲求一字褒贬；史是根据事实客观进行记载，不加褒贬。体例都不相同，却要混合在一起，又不能弄清楚经传的差别，所以不能根据经书修改传，反而相信传而怀疑经。陈商这个人在唐朝时在经学方面没有什么名气，却能够分别孔子做的是经，而左丘明做的是史，认为杜预混淆这两个概念的方法是错误的，这可谓是千古远见卓识啊。称《左传》对《春秋》圣言没有什么帮助，就如刘歆说所的“《左氏》不是《春秋》的传”。范升也说过《左氏》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左丘明的思想。凡是研究《春秋》的人，如果能够有陈商的认识，分清楚什么是经，什么是史，把这两者分开，这两者都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不要把两者合放在一起，这样就不会以史学的角度来看《春秋》，《春秋》的微言大义就可以在再次重现于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