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孔子：第一位教师
第四章主要讲了孔子与《六经》关系；孔子为什么被称为教育家；孔子的思想理论，包括正名、仁义、忠恕和知命；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传统学术界认为《六经》是孔子的著作或者注者或者是修订者或者是编者，作者认为这些都不是。因为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而且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所以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著作家。在孔子时代以前已经有了《六经》，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数百年中贵族教育的基础。后来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这些贵族流散在庶民中，靠着教授《六经》这些典籍为生。
孔子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儒”，在《论语》里他被描写成只是一个教育家。他期望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所以，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而且，孔子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给予他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推导出来的。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予它们以新的解释。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正是这样，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这个学派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专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孔子的理论思想有：正名、仁义、忠恕和知命
孔子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实行正名。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关于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别是仁。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这是“义”，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人在社会中所做的这些义务的具体本质则是“爱人”，就是“仁”。有个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论语.颜渊》），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
在孔子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叫做忠恕之道。行忠恕就是行仁，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
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这个和道家的“无为”学说是有区别的。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尽力做到自己义务做的事，不计较成败，这样就不会患得患失了。
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和道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样。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混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孔子是中国第一位教师，被认为是“至圣先师”。
第五章 墨子：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
墨子的传教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
第五章主要讲了墨家的社会背景，墨子对儒家的批评，墨家的思想：兼爱、天志和明鬼，，墨家和儒家在对待鬼神的存在和祭祀鬼神的态度上是否矛盾，墨子对国家起源的阐述。
墨子及其门徒出身于侠，而侠更多出身于下层阶级。在古代，礼乐之类的社会活动完全限于贵族，所以从平民的观点来看，礼乐之类都是奢侈品，毫无实用价值。墨子和墨家，正是从这个观点，来批判传统制度及其辩护者孔子和儒家。这种批判，加上对他们本阶级的职业道德的发挥和辩护，就构成了墨家哲学的核心。
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1）儒者不相信天鬼存在，“天鬼不悦”。（二）儒者坚持厚葬，父母死后实行三年之丧，因此把人民的财富和精力都浪费了。（3）儒者强调音乐，造成同样的后果。（4）儒者相信前定的命运，造成人们的懒惰，把自己委身于命运（《墨子.公孟》）。但是儒家讲的“命”，并不是墨子攻击的那种前定的命。在儒家看来，命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的东西。
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墨子出于游侠，兼爱正是游侠职业道德的逻辑的延伸。这种道德，就是在他们的团体内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以这种团体的概念为基础，墨子极力扩大它，方法是宣扬兼爱学说，即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
为了诱导人们实行兼爱（看来作者是反对墨子学说的），所以墨子除了将道理之外，又引进了许多宗教的、政治的制裁。《墨子》有几篇讲“天志”和“明鬼”，说天帝存在，天帝爱人，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爱。天帝经常监察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他以祸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以福奖赏那些顺从天意的人。除了天帝，还有许多小一些的鬼神，他们也同天帝一样，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交相“别”的人。
儒家和墨家在对待鬼神的存在和祭祀鬼神的态度上，都好像是矛盾的。墨家相信鬼神的存在，却反对丧葬和祭祀的缛礼；儒家强调丧礼和祭礼，可是并不相信鬼神存在。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儒家行祭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并不是因为相信鬼神的存在。墨子的相信鬼神存在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给他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而“节用”，“节葬”也是有用的，在墨子的极端功利主义观点看来，需要这两种东西是貌不矛盾的，因为两者都是有用的。
人们若要实行兼爱，除了宗教的制裁，还需要政治的制裁。墨子的国际起源学说里，国君的权威来自于两个方面：人民的意志和天帝的意志。墨子论证出，国家必须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
第六章 道家第一阶段：杨朱
第六章讲了道家的起源和早期代表人物——杨朱，杨朱的基本观念，道家文献中对杨朱的基本观念的例证，《老子》《庄子》中的杨朱思想，道家的发展。
道家出身于隐者，但是道家又不是普通的隐者，只图“避世”而“欲洁其身”，道家还会在隐退后提出思想体系，赋予他们的行为以意义。道家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杨朱。
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这显然是反对墨子的，墨子主张的是兼爱。《韩非子》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表现的是“轻物重生”；《孟子》说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表现的是“为我”。这两者可以说是一个学说的两个方面。
先秦道家哲学的发展，一共有三个主要阶段。属于杨朱的那些观念，代表第一阶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阶段，《庄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阶段。说大部分，是因为在《老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三阶段的思想，在《庄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二阶段的思想。道家的哲学出发点是全生避害。杨朱的方法是“避”，这是第一阶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是企图揭示宇宙事物的变化规律，这样就可以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这是第二阶段。但是事物的变化中总是有些没有预料到的因素。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生死、看物我，就能够超越现实的世界，这也是“避”的一种形式，这是第三阶段。
第七章 儒家的理想主义派：孟子
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义，第七章主要讲了孟子人性善的观点，儒墨的根本分歧，孟子的政治哲学，孟子的神秘主义。
孟子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人应当发展这种成分，人才能真正成为“人”。
儒家主张爱有差，墨家主张爱无差。这是一个分歧。还有另外一个更带根本性的分歧，就是，儒家认为，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地发展出来的；而墨家认为，兼爱是从外部人为地附加于人的。
儒家的国家起源论与墨家不同，儒家认为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照墨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有用的；照儒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应当存在。孟子把孔子的思想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
孟子在描述自己的精神修养的发展过程中，独创了“浩然之气”。养“浩然之气”的方法，有“知道”和“集义”。
第八章 名家
第八章主要讲了名家中出名的辩者（邓析，惠施和公孙龙），惠施的相对论，公孙龙的共相论，惠施学说和公孙龙学说的意义。
邓析是最早的讼师之一，他只注重“名”而不注重“实”。真正创建名家的人是比邓析晚一些的惠施、公孙龙。他们代表了名家中的两种趋势，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惠施强调实际事物是可变的、相对的这个事实，公孙龙则强调名是不变的、绝对的这个事实。
惠施认为万物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的不同，绝对的界线，每个事物总是正在变成别的事物。万物一体，因而应当泛爱万物，不加区别。
公孙龙以“离坚白之辩”闻名于世，坚和白这两种共性，完全独立于坚白石以及一切坚白物的存在的，强调“名”的绝对、不变的。
名家的哲学家通过分析名，分析名与实的关系或区别，发现了中国哲学中称为“超乎形象”的世界。道家继承了名家对于超乎形象的世界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