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里，鲍子力图对孔子的诸多言论进行一个比较正确的、合乎孔子本来意思的解释，用复旦大学傅杰教授的话说，鲍子解读孔子的不同寻常之处主要有两点：即力求“知识正确”———对史实尽可能作客观地叙述，力求“价值观正确”———对是非尽可能作明确的判断。
著名的“樊迟问稼”却狠狠地吃了老师的闭门羹。“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在樊迟走后，还送了他三个字“小人哉”，后人以此来批判孔子看不起基层劳动人民，其实孔子出身贫寒，自幼丧父，未及成年时母亲也早亡，岂能不知基层劳动者的甘苦。
但孔子志不在此，他希望他的学生不要关注于这些屑小问题，而是如“礼、义、信”这样的关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大问题。所以，可见孔子更关心的是社会价值问题，而500多则论语讨论的都是价值问题。
当然价值之类的社会学命题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并非天然客观正确，也并非存在着一定的标准答案。那么孔子当时提倡的价值观放到今天还能适用吗？我们且看两个例子。
以直报怨。当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可以吗，孔子没有直接回答可、否！而是巧妙地问了一句“何以报德？”这个反问非常巧妙，假如我们提倡以德报怨，那么也只能推理出以德报德，那么可见无论别人对你如何，你只会一味对别人好，如果推及到组织、国家，就是好赖不分、公正不行。那么“以怨报怨”如何呢，显然这是一种“黑吃黑”的黑社会行径。
而孔子提倡的以正直、公平的“直”来报答“怨”，则跟我们当下的企业、政府治理理念一致。可见，《论语》上这么简单的22个字“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背后则蕴含了深厚的社会治理理念。
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这则故事里有一位楚国的名人——叶公翩翩登场，叶公虽然言行不一而为历史留名，但他在治理楚国负函（今河南信阳）时却颇得令名。孔子访问楚国路经负函，叶公殷勤接待，席间，为了显示自己治理成就，夸口道：“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则很不以为然：“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意思就是叶公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这句话初看起来很有问题，夫子的境界并不高啊，怎么做了偷窃这等下等的事，儿子揭发老子反而不是正直了？不是还有个大义灭亲吗？
鲍子认为倘若这句话没有很好地展开，读到这里还真有些糊涂，包括一些学者认为正是这样的思想导致了腐败产生，但事实上倘若我们这样想想，如果社会鼓励父子、夫妻、兄弟互相揭发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人们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相信的呢？亲亲互隐的法律制度在汉朝以来以及许多国家都推行了，这些国家也并没有比未推行亲亲互隐制度的国家有更显著的腐败。
那么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鲍子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框架，就是两者都有益处时（举证则有助于社会惩罚坏人；互隐则有助于维护人伦亲情），如何考虑取舍，显然从社会发展秩序来看，血缘伦理的优先序要更高，价值也更高，而且这种亲情伦理一旦破坏，则很难弥补，而法律举证则显然有其他渠道可以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