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问题而做的读书笔记一。
隐隐约约地，我总感觉有个问题困扰着我，因为它的存在，我不开心，不痛快，活的没劲，畏葸不前。可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是什么？却发现，我并不知道。
我是中国人，生活在大陆，从小就没走出过这片土地。从小到大，我从未质疑过——我受到的教育，学到的为人处事的道理，以及自己心怀自豪的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这些存在是合理的吗，换言之，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我接受到了怎样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我是以何种方式接受到这一切的，传统文化教育我变成怎样的人了？
虽然口口声声说着“我”，可是我真的存在吗？在中国，这几千年来，由中国传统文化营造的整个生存模式里，一个传统中国人的“自我”从未萌芽，即独立完整之人格从未诞生。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做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如果他缺乏这道过程，那么，他就成为了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中国人则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这种倾向，很可能与中国文化中不存在西方式的个体灵魂观念有关。有了个体灵魂的观念，就比较容易产生明确的“自我”疆界。
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
中国人的“仁”指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心意感通，亦即是“以心换心”，并且，在这种双方心意感通的过程中，理想的行径必须是处处以对方为重。这种对人的设计，一般使中国人富于“人情味”，使中国人倾向于“做人”。在这种由关系和角色来“定义”自我，而非由自我去“定义”这些外在关系与角色的情形下，孤零零的“个人”就很容易被当做一个“不道德的主体”。
显然，中国文化是把单个的“个体”设计成为一个“身”，而“利吾身”则被主流文化意识视为不正当行为。在中国文化里，既然没有个体“灵魂”的设计，因此，将“个人”只当作是一个没有精神性的肉体，是很顺理成章之事。
这并非说中国人没有精神形态，不过，中国人的精神形态却是由这个“身”散发出去的“心”之活动，亦即是克服人我界限的“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心意感通。换言之，中国人“个体”的精神形态，必须在别人“身”上才能完成，这符合“仁者，人也”的定义。
如果把中国文化比拟作一个“太极”，那么，“身”与“心”就好比是这个太极中互相作用的“阴”与“阳”——身的单独存在必然是静态的，而心意的“由此及彼”必然是动态的。这种心与身的设计，以观念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道家”与“儒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正是“心学”，道家则可以说是“身学”。
“心”的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顾与关怀，而这种照顾与关怀的对象就是彼此的“身”。中国人认为:“个体”只有在一个包含人与我的“人情的磁力场”中才能自我完成，而儒家的强调正是放在这个场中人我感通的过程之上，即“心”的动态作用，而这种由此及彼的“二人”关系就是“仁”，因此，儒家也是“仁学”——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正统，也是一般中国人的常态与显性的一面。
既然中国人的“个体”是必须被“二人”一对的关系扣住的，而“二人”之间才会有“心意”，因此，不受人情制约的“一人”之心意就会被当作“一意孤行”。不受“二人”之“心”制约的心，也很容易变成“私心”。
在任何文化中，形而上的“天理”总是人间状态的一个投射。例如，西方式的“上帝”就是个人“灵魂”认同的对象，而这个原理是超越于世间之外的，因此给“个体”从世俗关系中向上拔高提供了一个拉动力。至于儒家思想的“天理”则是“二人”之“仁”。有“心即理”与“性即理”等命题。而中国式的“天”，却是“天地人”这个世界系统内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天理”也是在世俗关系中展现的，而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将“一人”纳入“二人”渠道——对个体要求“克己复礼为仁”，甚至需要为了成全二人关系中的对方，需要“杀身成仁”。
然而，儒家不过是文化表层结构意义上的心学，因为从不涉猎儒家思想的中国人，其整个人被结构的方式也是不要过分地表现“自我”，甚至贬抑自己。似乎可以这么说:正因为中国人“做人”的方式是这样，才让儒家成为一统思想达二千多年之久。事实上，即使在打倒了“孔家店”的今日，在中国提倡的仍然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至于道家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身学”，而“身”就是“一人”。道家是反对“二人”关系而主张“一人”的。在老子心目中，真正的“道”就是“一”，万物都是从这个“一”派生出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像仁义一类的东西只是末流:“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又认为即使是“天地”这样的“二人”关系已经没有保险的:“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因此，最好能够直接掌握到天地还未作二元分化之前的那个“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家式的“个人主义”，曾被穿凿附会成为今日西方式“存在主义”。其实，道家式的偏重“一人”，任然是注目于保身养生。从这个前提出发，不只是“二人”关系会使人劳神、忘形于“身”外之物，即使与整个外界对立的“身”，也变成一己之大患。因此，人为了保身养生，就必须与“大块”融为一“体”，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地步，庶几可以“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这种“万物一体”的观点，实脱胎于更为原始的神话思想模式。
因此，道家式的“超越”，仍然不能超越于世外，而是希望“天地与我并生”，冀求一己之身能够与天地一般长久——由这种意向投射而成的“天理”就变成一个“天长地久”的长生不老之躯。不过，超脱形骸的意向，也可造就个体飘逸的形态，而由这个意向投射而成的“天理”就是一个灵性化的大自然。
然而，道家只是文化表层结构中的“身学”，它反映的往往也是文化深层中个体爱惜皮毛、明哲保身、不要好出头的倾向，因此，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往往表现为活命哲学或乌龟哲学。
除了明哲保身之外，道家这套身学还包括如何利用“二人”关系去利自己“一人”。即一个人可以摆出“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的姿势，但事实上却将目的放到了“二人”关系中的“自身”这一端。这也正如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换言之，吃亏变成了使自己得益的方法。这个倾向有时会堕落为一种阴谋术，那就是用欲取先予、欲擒故纵、欲扬先抑、以退为进、以柔制刚、以弱胜强、借力打力的方式去“阴”别人，达到为“本身”的利益服务的目的。
阴静的“身”利用阳动的“二人”关系去利自己这一端。
显然，即使是这些利己主义的倾向，仍然不是作为完整形态的个体之表现，而是必须在人情磁力场中去展现的。道家不同于儒家的地方，并不在于否认这个磁力场的存在，而只在于:更强调于这个场中的“自身”一端，而不是放在人与我这两个“身”的感通过程之上。因此，与儒家“阳动”的倾向不同，道家偏向“阴静”这一方面，故此除了练身与保身之外，还会产生“以静制动”的“阴谋”。
中国人是用“身”这个名词来指称自己的，亦即是指不包括灵魂或精神的人之肉体部分。即中国人对自己对别人都只有“人身”观念，而没有“人格”观念。也用身来表达生命，如人一生的事业，曰安身立命，除了形象化地安置身体之外，还有去符合命运并静态地去谨守它的意思。身还被用于形容在其他文化中不属于身的场合，如身家表示背景；自己被迫去做一件事，在英文中属于意志范围之事，中文表达为身不由己；属于知性和领悟力范围内之事，“体验，体悟”；道德范围内之事“身教，身体力行，修身”。
中国人的“身体化”存在就是，指将整个生活的意向都导向满足“身”之需要。这种意向不排除心智、感情、意志的发挥，而是说:这些活动将以“身体化”需要为主导意向。所谓“身体化”需要的内容就是指“揾食”与“安身”。至于“安身”自然也必涉及“安心”，不过这种“心”的安放是“只及其家”而不是“兼善天下”。这种安身与安心的需求，造成中国人一方面十分现实，另一方面又没有个人主义的倾向。中国人要求别人来“定义”自己，也就必须由别人的“心”去组织自己的“身”。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并不是自己的“身”的真正主人。这种生活意向是完全导向世俗关系的。因此，“身体化”的存在就是一种没有“灵”，也没有多少“肉”，没有超越意向、幻想力，也没有多少好奇心的存在。
中国人的“心”，可以说主要是一种感情作用。中国人倾向于把“知性”与“感情”连成一气，并产生一种倾向，即以“能否和合社群”作为首要的标准来衡量任何一种思潮的价值，至于这套思想的认知价值反而降居其次。两千多年来占支配地位的儒家，更是一套足以“统一民心”的社群之学。在儒家思想破产后，马列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后者也很快就被转化为一套具有同等功能的社群之学。的确，一套思想能否能够被应用于社群中，就是它能否被中国人接纳的标准。中国人的心还将道德判断包含进去；将智力感情化后的结果，就是连意志与判断力也加以感情化。
中国人的“身”是必须由“心”去照顾的。能照顾人“身”者，就可以“得人心”。因此，在中国人的文化行为里，屈服人的最佳办法就是“攻心为上”，而其捷径则为“身”。换言之，中国人的“良知”是可以用“人情”去颠覆的东西。孟子说“仁者无敌”，的确是摸到了“心的文化”之基本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