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我有恐高症，在父母公司大院六楼的楼顶，我只敢趴在边上，伸出一点头，用眼角的余光去窥探楼下的风景。即便如此，我依然全身紧绷着，双手双脚紧紧抠住地面，生怕突如其来的一阵风，把我像纸飞机一样吹走。
搬家前，父母还没下岗，住在公司的大院。他们在那家风雨飘摇的国企里拿死工资的同时，为了改善生活，做着各种小买卖：刚从怀化学院毕业的父亲，骑着一辆旧单车，载着批发来的绳子衣（毛衣）去各个乡镇叫卖。在十几年后谈起，说那时候卖出的绳子衣，现在还有人穿；有次父亲带着一澡盆的鱼去菜市场门口蹲点，结果是无人问津；父亲还在一个商场租过一个小铺面卖衣服，我还记得那时候母亲每天中午拿着保温杯载着我，骑好几公里去给父亲送饭。母亲在途中出过一次车祸，我不在场，也没到懂事的年纪。多年以后，长大的我才知道其中的凶险：自行车完全被撞得变形！再后来，父亲办起了一家加工机械零件的厂子，忙得昏天黑地，也有了城南那所新房子。
我记不清是九几年，举家迁徙县城南部，官方称谓是城南开发区，简称城南。
那时建新房上梁，流行从屋顶往下撒糖果，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家伙，撺掇我这个缺心眼的孩子去捡。在门口的那颗刚种的香樟树下，不满十岁的我拎着一个破麻布袋，眼巴巴地盼望着四楼的父亲，能把糖果准确地丢进我的麻袋中。看来老天注定让我失望，印象中的场景是大娘抓着一把走后门的糖果拼命安慰我这个拎着空麻袋的哭脸娃。在我懵懂的泪眼中，城南的入场仪式似乎就这么简单又复杂。
城南，位于湄水河的南边，一个几乎承载了我全部童年和青春的地方。刚去那儿的时候，我就跟周围的同龄伙伴打成一片，并狂热地爱上了踢足球。划个重点：是踢足球，不是足球。因为我们对所谓的西甲豪门，罗那耳朵毫不知情，只会在门可罗雀的马路上用砖块摆成球门，打着赤脚踢那个只剩下一块皮的可怜足球，不死不休。就算只有两个人，也可以像羽毛球一样各占一边，互相踢来踢去并乐此不疲。
我们在暮春的周末里，经常心血来潮一起去烈士公园的后山上偷桃。他们在树上摘，我还是拿一个破麻袋在树下捡，不同的是，每次我都能满载而归。除了有次被主人发现，无奈地对我们笑。
我们喜欢在炎热的夏天里，故意不走老板桥，而是趟过那条河流去上学。有一次摔倒打湿了我的全身，我花了一个中午在小学的旗台上晾干，翻来覆去地像晒咸鱼，有人陪着我忍受嘲笑。
我们会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跑去一些黑不隆冬的小巷，用旧扫把当作火炬，举着拼命跑。
我们去湄水河里抓螃蟹，在河中的小岛上拧干湿湿的内裤，互相用泥巴打闹。
我们在去寻找河流的源头的途中，砸死了一条灰溜溜的蛇，又一起对着一座野外的孤冢祈祷。
我们一起调戏过附近的小姑娘，虽然我表现的不怎么流氓，也肯定给她留下很坏的印象。
我们……
我们一起送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秋天逝去，秋天的河水太凉……
等一等，让我想想那时候在城南陪我玩耍，踢球，打架的伙伴名字：黄凯，盐鸭蛋，乐仔，四毛，葱巴，和尚。后来，黄凯走了，不知何方；盐鸭蛋在陌生的城市做了一个网管，然后回家开了夜宵店，当上了老板；乐仔去广州上大学；四毛去了北方；葱巴应该还在上学，因为他父亲是个校长；和尚成为一个地痞，在网吧碰见，默契的不打招呼，只是和善地互相笑笑。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天涯海角，无一例外的与我陌生了。
我在城南，一直待到远去海南。我经常用手机上的gps地图，精确地标注湄水河南的那个地方，却怎么也标不回那些时光。
我还时常幻想，在门口樟树发芽的时候，背着小书包，有个互相搭着的肩膀。
有时候我在更南方寂寞的海岸线上，仿佛能看见这样的画面：暑假午后炙烈的日光里，那一排排香樟树上，知了声嘶力竭地歌唱。我穿着一双人字拖，身后跟着一只家里养的土狗，踢踢踏踏地走过白晃晃的街道。门前的马路空无一人，只有儿时的影子在追逐奔跑。一阵风掠过我的身畔，香樟树轻轻地诉说着过往。
小时候的我没有恐高症，我经常站在城南四楼屋顶上，张开双臂，想象着突如其来的一阵风，把我像纸飞机一样吹走，盘旋而下，落到隔壁小姑娘的手中。她有两个小酒窝，很好看，满满地盛着城南的往事。
后来她搬走了，再没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