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不遇的旷世之才，如李白、韩愈者，也会遇到求职问题。

近日读二公的自荐信《与韩荆州书》、《与于襄阳书》，颇有一番感触。

老实讲，诗仙的《与韩荆州书》，虽说是文采飞扬以及一贯地气势豪迈，读过之后不是十分喜欢。与读王勃的滕王阁序，韩愈的进学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那种享受，应该说是不同的感觉。道理很简单，一个是主动要写，不吐不快。写得痛快，读着也痛快。一个是被动写的，不得不写。写得用力，读起来也不轻松。

“无为无用”之心态与“有为”或违背性格不得不为之，落笔之处，能一样吗？

以李白豪爽奔放的性格，若不是穷途末路，他会硬着头皮写什么求职信？打死也不干哪！写诗多好玩儿呀！尤其是酒后，那个感觉才叫爽，有时仔细寻思，你说他哪首诗不带着酒气？

为了生计，不得不去求一个自视为哪哪都并不如自己的人，用尽世间所有的美誉之词去赞美与抬高对方，说了那么多那么肉麻的违心话去恭维人家，简直不敢相信竟是出自诗仙之口。那些话讲出来，他自己信吗？我太难了我！估计写完之后，以其孤傲不羁的性格，是不是都想找个地方抽自己？

有什办法呢？俗话说世间有两难，第一登天难，第二求人难。那年月写诗又不能当饭吃，那不过就是个玩儿，找工作是排不上用场的。用他自己的话讲，不过都是些雕虫小技云耳。怎敢陈于大人之前？

但李白毕竟是李白。明明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求人，却也不愿让人觉得过于低三下四，因而绝不做一分寒乞态。毕竟我是李白呀！所以要“一经品提，便作佳士……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这个劲头拿捏的，也真够难为他的！可不知人家韩朝宗韩荆州大人看了怎么想，小样，既来求我，还拿着劲儿！哼！

当时也没有个作协诗协什么的，除了酒后写诗，他还能干啥？话又说回来，即使那会儿有诗协，可拿俸禄的事儿，要你写啥你得写啥，而不是你想写啥就可以写啥，就这一条，他行吗？估计也没戏。

那韩朝宗到底答应他的请求了吗？没有，这个信的确是白写了。

史称韩朝宗为官政绩平平，没啥可圈可点的。要我说，就冲他读了这封效忠信，看到那个吹捧的力度，愣是没被整晕，还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人就不简单。本官有何德能，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什么天下人不求封为万户侯，只愿结识韩荆州。换别人听到这个有几个不晕菜的？

他愣是能看出这李白虽旷世之才，但是贪酒，做事不靠谱。虽说吹捧我的话很是受用，谁不喜欢奉承呀？可就他这性格，我敢把什么正经差事交给这样的人吗？要知道唐朝那会儿谁推荐的职位，出了事万一追罪下来那可是同罪！所以说宁可得罪，我是真不敢用你。就冲这，这位韩荆州就不白给。

看来，人生在世，才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得靠谱。否则，纵有才华如李白者，让人觉得不太靠谱，也是没人敢用。

老实讲，诗仙即使活在当下，他会过得更好吗？

提起古代制度，今人似乎很有些不屑。其实，那个破屋檐儿下，古人兢兢业业，修修补补，有的时代已经是尽可能的做到极致，甚至有的地方并不亚于我们所熟知的近现代甚至当代。大唐有些方面不如汉，明清比起唐宋，那更是一条不归路。不是说今不如昔，古老的未必全都不好。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一直是类似我们西周的模式。新旧体制转换，人家一下子就成了。所以孔子尊周礼，虽说到他那个时代已是千疮百孔，但当时没有比它更好的。所谓夷狄之有君，未若华夏之无君。所以钱穆先生就说，今人读史，别总以为你一定比古人高明。未必。只是人亡政息，没有古代欧洲人哪种契约精神。好的东西难以形成制度传承下来。

无独有偶，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写过求职信。老实讲，那个立意真的比诗仙要高出不少。

要说韩愈比李白会聊天儿那是一定的。

同样是自荐，韩愈的《与于襄阳书》写的，可不是一上来就肉麻的吹捧，而是讲我来求你的道理。我跟您说，自古以来，无论怎样的旷世之才，若想成就一番事业，也必须得有贤者举荐。“士之能享大名，莫不有先达之士为之前焉。”孟子不是说过吗？人皆乐有贤父兄也。今儿我就把您当做我的贤父兄了！当然这话是我加的，原文没有。而举荐良才反过来又能使尊者长者您变得更有名望，所以您举荐我那可是咱俩的双赢。先奉上十八篇我写过的文章，您了解一下我的才华。而且我也向您讲实话，我太需要一份工作了，真的是快揭不开锅了。就我这样的国家栋梁，如今每天却要为柴米发愁，“朝夕刍米仆赁之资事急。”这不是给咱大唐浪费人才吗？论公论私，您说您能不帮我吗？何况帮我对您来讲，那就是一顿早餐的功夫，“不过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

您看看，前后逻辑清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卑不亢，坦言陈述。这个自荐信发出去，想被拒都难。

李白的才华属于天赋。世人只能仰视，可望不可及。不可学也学不来。既如此，时于盛唐，仍然是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

韩愈是苦读书而得功名，苦熬多半生，也是受尽疾苦，最后官至卿相，一生的努力没白费，算是求仁得仁吧。

所以说，靠谱比才华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