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恨歌》
王安忆的《长恨歌》获得了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并于2000年获得我国文坛上最具荣誉的大奖——茅盾文学奖。九十年代正处在上海的怀旧热潮当中，这样一部诉说一个典型女人与上海的故事自然而然也被贴上了怀旧的标签，对于作者来说，她并没可以去迎合这一潮流，只是在当这时候它诞生了，而历史把它归在那一行列。王安忆写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1]“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这个城市的影子。”[2]其实，更深刻来说，这部作品写尽了个人命运与一座城市的思索。
这一部小说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下又细分为章节，脉络清晰。小说写的是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王安忆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下，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的是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因此这一部作品又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这写的是半个世纪发生在一座城市里的人和事，一些人生中的过往，没有大张旗鼓地贴合遇上的每个时期的政治氛围，看这一部小说，能感受到的是日常的味道，就如介绍女主公王琦瑶出场时的那种描述：家常的，我们只是在人事变迁中依稀看出时代的阴影，就那么一部小说，却横跨半个世纪，国共激战、建国后的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
（二）一座城
这个故事开始与结束的地方都在上海。上海是一个传奇的城市，战争年代，租借四立，别的地方战火纷飞，而这个城市却是夜夜笙歌，一片繁荣。同样是在中国大地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小说里的上海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连带着住在上海的人们也有点不同了。王安忆并没有描述整个上海，她只是把最具上海特色的地方作为她故事发展的地方，而时间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小说一开始并没有写人物，而是写了这座城市里的特色——弄堂，接着又写了与这个地方血肉相连的事物：流言、闺阁、鸽子；除了弄堂，还有一个过渡小镇邬镇，那是王琦瑶疗伤的地方，山水如画的小镇始终不是她的归宿，最终她还是回到了上海这个繁华的都市，住进了平安里，往后的几十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小说的第一个片段写在俯瞰的视角去看上海，带出这个城市的背景，弄堂。天黑下来，灯亮起来后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些点和线是凸显在弄堂之上的街道和楼房，而天黑后则是在这些个街道和楼房之处亮起了光，写那暗如深渊，就算扔一座山下去也只是悄无声息地沉了底，写那弄堂里的老虎天窗、那屋披上的瓦、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晒台、晒台上的衣衫······一点点地，由上往下看，靠近那平常的弄堂里，这是一个壳，弄堂就是一个壳，而住在里面的人和发生的事则组成它的心，充实着这一个壳。
这一个弄堂里发生的事情都是那么平常的，就是日常的生活。这里有平常女子的闺阁，有流言，有终日在上空徘徊的鸽子。“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城市的弄堂有多少，流言就有多少，是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的···”这就是日常生活里都能遇到的事情，我们在生活中苦恼着流言的传播，但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流言的传播者，一件事情经过多人之口，就变了样，最后写到的“流言作乱生事的本能，很茫然地生长和繁殖”，说的就是这个。作者把流言专列一节，加深小说中的一种氛围，这是日常的，我们生活中有的这里也有，而且描写的更深刻。闺阁说的就是未出阁的女孩的闺房，“闺阁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息，一代换一代。闺阁还是上海弄堂的幻觉，云开日出便灰飞烟散，却也是一幕接一幕，永无止境，”写这个闺阁并不是无意义的，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便是说一个从年少走到苍老的故事，也透露出这是一部以女人为主的小说，围绕她而展开。鸽子是飞在天空上的生灵，它看这个城市是俯瞰的，这应是小说开头的第一句——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鸽子是这城市的精灵”，所谓精灵，其实说的是鸽子身为一个局外人，能看见我们所不能看见的事情，作者还用麻雀与鸽子作比较，一个是媚俗的，一个是纯洁的，也像生活中所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们。
邬镇是一个极具江南特色的小镇，是一个适合疗伤的地方，是专门供作避乱的，所以这个小镇外乡人很多，来到这里的王琦瑶在不算的是惊奇的了。这样的小镇是留不住身心都是属于光怪陆离的大上海的王琦瑶，而其实正是这些个人组成了那个繁华的上海。回到上海后的王琦瑶住在了平安里，这是一个底层人生活的空间，就如弄堂。由上海弄堂→弄堂间的流言→流言的见证者－鸽子→弄堂房中闺阁→闺阁中女儿王琦瑶，它们整体上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叙事空间，揭示出小说的主题内涵，即王安忆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基本城市面貌：普通弄堂中的上海和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三）一个人和她的世界
书中的主人公王琦瑶的出场排在弄堂、流言，鸽子，闺房之后，这样一个叙述方式借鉴了《巴黎圣母院》开头的写法，写建筑，写人。王琦瑶其实是底层生活中的千千万万的少女，她们有值得骄傲的姿色，却没有令人钦羡的家境，她们心里渴望能成为这个城市中的瞩目的一点，但现实是属于她们的世界是虚幻残酷的。
小说的第一部分写的是王琦瑶与两个少女、两个男人的故事。
吴佩珍与蒋丽莉，都是王琦瑶身边的朋友，她们有共同的特点：富裕的家境。她们都是一心为王琦瑶好的。去片场是一般女孩的希望，吴佩珍却对片场没有多大的向往，但王琦瑶一类的女孩却是想去片场看的，而吴佩珍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满足王琦瑶的愿望，她能为王琦瑶做任何事。吴佩珍是一个家境富裕，相貌虽丑却不自卑的人，而王琦瑶就是那种漂亮的女孩，因此吴佩珍能找到讨好她的方式。这一次来片场的机遇让王琦瑶后来又一次试镜的机会，但那次试镜失败让王琦瑶刻意远离吴佩珍，她不想自己不完美的一面显现在众人面前。王琦瑶跟吴佩珍在一起，两个人有着差别，她的好看突出了吴佩珍的丑，她的精细突出了吴佩珍的粗疏，她的慷慨突出的是吴佩珍的受恩，使吴负了债，可以说是精辟的概括。这个时候，蒋丽莉取代了吴佩珍的位置，成为了王琦瑶身边的朋友。通过蒋丽莉，王琦瑶参加了上海常见的晚会，参加上海小姐选拔，住进了蒋家。这里还有一个男人——程先生，程先生给王琦瑶拍的生活照，其中一张用在了《上海生活》的封二，以“沪上淑媛”为题名，体现的是家常的。这里为王琦瑶参加上海小姐选拔最终得了第三名埋下了一个伏笔。这两个都是王琦瑶少女时代的朋友，而严家师母则是在她经历世事后所遇到的另一个女人。其实是严家师母取得更多，她需要人倾听她生活中的不如意，在那个平安里就只有王琦瑶看起来是跟周围的人不同的，她也有一段隐秘的故事。借着与严家师母的交往，王琦瑶进入了她生活里的第二个阶段，认识了并爱上一个男人，康明逊。
王琦瑶生命里有过五个男人，是李主任、康明逊、萨沙、程先生、老克腊。遇见李主任，住进李主任为她租的爱丽丝公寓，注定她所走的那条路始终不会是平坦。在邬镇那一片断里，“外婆看着眼前的王琦瑶，好像能看见四十年以后。她想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开头错了，再拗回来，就难···外婆心里为王琦瑶设想的前途千条万条，最终一条是去当尼姑，强把一颗心按到底，至少活个平安无事”，这里也预示里王琦瑶的命运是风雨飘摇的，最终因一个箱子被谋杀，而那个箱子是与她分别时李主任留给的。与康明逊走在一起，是两人有了性爱关系后，彼此产生了真爱。冥冥中是因着那曾经的上海三小姐，康明逊也是带着对过去那个上海的回忆，那时候的歌舞升平，这个时候都化作尘土，慢慢生出了爱意来。如果说王琦瑶与李主任在一起，为着他的权势利益，而康明逊则是她的爱情，但却也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他们两的关系是有爱的，爱的结晶是一个孩子，可他们的爱情无法走入婚姻。整个片断详细描述了王琦瑶与康明逊之间由相识到相恋直至无法正式结合的微妙复杂的感情过程。萨沙是康明逊带进他们之间的圈子的，王琦瑶选择借萨沙来处理掉那个孩子，带着些讽刺。她跟萨沙的关系是有性无爱，她看这个男人并没有放在同一层面上，她始终觉着萨沙是可怜的，一个孤儿，顶着烈士遗孤的头衔，领着救济，终日无所事事。萨沙后来离开了中国，而王琦瑶没有打掉小孩，而是留了下来，有点是对自己活了三十年无所依的慰藉。程先生带着王琦瑶最光辉的那段岁月，也在王琦瑶贫困的那段岁月住进来了。程先生始终是爱着王琦瑶的，为了她孤身一人没有娶妻，当初他是伤心痛绝地离开，而这次的归来，却也要面对怀着别人孩子的王琦瑶。但他也没有嫌弃她，两个住在一起搭伙开饭时，是在六十年代那个饥馑的年代。他们日常生存理念的特点是疏离政治，正如小说中对王琦瑶和程先生的生存评价：“他们又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芯子里的人，埋头于各自的柴米生计，对自己都谈不上什么看法，何况是对国家，对政权。也难怪他们眼界小，这城市像一架大机器，按机械的原理结构和运转，只在它的细部，是有血有肉的质地，抓住它们人才有倚傍，不至陷入抽象的虚空。所以，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老克腊是王琦瑶中年时的最后一段爱情，一段忘年之恋。
（四）结语
王琦瑶的世界里有着几个女性朋友和几个男人，她的世界始终难以清晰看到政治的气息，要有也只是在几件事情上，李主任的离去是国民党节节败退之时，程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忍受不了自杀了，女儿出嫁时的改革开放时代。整部小说透出的是日常的，家常的，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对外面的世界的一种脱离。王琦瑶的形象其实也是那半个世纪的上海，是平常人的生活，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平平常常的家常往来。
茅盾文学奖评委吴秉杰执笔的评语认为，《长恨歌》“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化的一方天地；从一段易于忽略、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涉足东方都市缓缓流淌的生活长河，……其间，包含着对于由历史和传统所形成的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开掘”。[3] 《长恨歌》写的这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和事其实就是生活，只是我们从来没注意到。
参考资料：
[1]王安忆 刘金冬：《我是女性主义者吗？》，《钟山》，2001 年第 5 期，第 126 页。
[2]王安忆 王雪瑛：《形象与思想——关于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对话》，《文汇报》，1995 年 7 月 2 日第 3 版。
[3] 王安忆 麦穗奇：《从<长恨歌>谈开去——访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安忆》，《文汇读书周报》，2001 年 1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