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这是《资治通鉴》的开篇年份，司马光为什么要从这一年写起呢？
一般来讲，一部史书的开始年份要么是上述至可考的历史开端，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要么是从某一个朝代的元年写起，比如各朝的断代史都是如此；要么是承接之前的史书，比如《续资治通鉴》就是上承《资治通鉴》。
但是司马光选择的这个年份，公元前403年，不属于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首先它不是可考历史的开端，其次它也不是周王朝的元年，最后它也没有上接任何一部史书，这一年距与它最近的两部史书《春秋》和《左传》的结束年份分别差了76年和65年。
退一步讲，就算司马光想从周威烈王写起，那也应该从他即位的元年写起，为什么要选一个中间的年份呢？看来，这一年一定是发生了让司马光格外重视的事情。
据《资治通鉴》记载，这年只发生了一件事，周天子“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家分晋，即晋国分裂成了韩、赵、魏三个国家。
不过在春秋战国那个伐交频频，尔虞我诈的时代，诸侯国之间的相互侵伐，分分合合本就十分正常。而且，在这前后也都有灭国战争，为什么司马光唯独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呢？
我们可以从紧随其后的一大段“臣光曰”中找到答案。这段文字，司马光开宗明义，论述了礼教、名器在维护国家统治秩序中的重要意义。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司马光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突出了“名”在统治中的重要性。什么是“名”呢？司马光的定义是“公、侯、卿、大夫是也”，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名分”或“地位”，即人与人之间的“尊卑有序”和“贵贱之分”。
司马光认为，一国之君之所以能够以一人之力统治四海臣民，国家治理井然有序，就是因为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接受贵贱之分，不做非分之想，做到尊卑有序，恪守本分。这样逐层向下进行统治，就容易多了，国家也不会乱。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礼”的约束，让人们在既定的框架中安分守己的生活，而国君最核心的任务就是维护住“礼”，维护住“礼”，才能正“名”，才能长治久安。
三家分晋的问题就在于周威烈王自乱礼教、自毁名器。韩、赵、魏三家大夫侵吞自己君主的土地，属于乱臣贼子，本应天下群起而攻之，但是周天子却命他们为诸侯，这相当于为他们正了“名”。这种纵容的行为，使周朝的“礼”当然无存，天下没有“礼”的约束，失去了统治的秩序，进入了弱肉强食的时代，加速了周王朝的灭亡。
可见，司马光以三家分晋的这一年开始，为的是开宗明义，告诫君主“礼教、名器”的重要。《资治通鉴》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君主提供治理国家的参考，为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服务。
不过，国家稳定的根源真的像司马光所说是“礼”吗？或者说，如果周威烈王不封韩、赵、魏为诸侯，周朝就真的可以长治久安了吗？当然不会，当时的周朝其实早就名存实亡了，周天子册不册封，韩、赵、魏都是实际意义上的诸侯。周威烈王的册封，只不过是个顺水人情罢了。
那么，“礼”和国家秩序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很明显，“礼”只是国家秩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个国家如果想维护统治秩序只有依靠绝对实力。国家有维护稳定的实力，才有秩序，有秩序才会有礼教。所以，司马光这里对“礼”的论述其实是本末倒置了。
但是，难道司马光，以及上述至孔子的历代儒家先贤会不知道“礼”只是结果不是原因吗？我想他们很可能是知道的，他们也知道实力和变化才是世间永恒的规律。
但是没办法啊，儒家有儒家的追求和理想，他们就是要追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亘古不变的礼教名分，他们就是要维护正统。所以，为了这份理想，他们就要找寻一个可以支撑的理论。即使他们自己也怀疑过，也知道不可能完美，但也要极力维护，因为这是他们的信仰。
孔子曾师承老子，以孔子的悟性，不可能不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道理。但可能正是他心中的那个理想，让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距离五代十国那个礼崩乐坏，动乱不安的时期还不足百年，那些君不君、臣不臣的故事和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人。做为一心维护正统秩序，反对草率变革的司马光而言，以公元前403年做为开篇，着重申明“礼”在维护国家秩序方面的重要性，可能也是对自己儒家信仰的一种坚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