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瞧不起欧洲人基于血统的民族国家的认知，因为它体现的是野蛮而不是文明。这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我多次嘲笑与讽刺之。但事实上，在行为学上这却有很简单的道理，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任何个体，一方面是需要获得认同，另一方面是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归属。认同与归属，是生命体得以协作的基础。而我早就说过，劳动，促进了人类的进化；而协作，保证了人类能够生存下去！
问题在于，对于协作的团队而言，归属是什么？又认同什么？这就需要寻找共同的对象。这个对象一般人会以为是文化，或者是价值观世界观什么的。但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对象，是命令发布者，也就是统治者，或者说大boss。为什么？因为统治者以威信或暴力等方式，成为了协作契约的终极监管者与仲裁者。所以命令自己的统治者的势力范围，就构成众人广义的认同范围与归属对象。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人必然以血统而不是文化来认知国家。在欧洲历史上，各国绝大多数时间都各自为政，各个国家自成一个协作体。显然，国家的形成原因，是为了减少社会的协作的成本，并提高协作效率。而在没有有效监管者的情况下，陌生人之间的协作契约难以保证。所以同一血缘，就构成了契约的隐性保障体。所以国家的形成必然是基于同一血缘的，东西方莫不如此。
但东西方的分野在于，中国上古时期，经过战争，很早就统一了，中国人于是皆成炎黄子孙。到三代之时，大一统已然是人们认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更重要的则是周公制礼作乐，规范人们的行为，从此让中国人有了统一的便于识别的行为范式。而后秦始皇又文轨一统，彻底划定了中国人的心智与认知。从此束发右衽，成为华夏的一种标志。
但周公制礼作乐的本来目的，可不是仅仅想要打造一套可识别的行为范式那么简单。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试图给国人界定一套规范的行为，从而可行其事各安其分。后世儒家发展了这套理论，形成了“修齐治平、内王外圣”的最高道德要求。这其实是要求人们通过自身的高度修养，来自我监督、自我负责契约，而不再需要外界强力来监督、仲裁契约。这个理念虽然在实践上很困难，但就对人类社会的价值而言，则完全超越了西方的法制精神。孔子就曾经说过，“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而欧洲人，则采取了依赖法律来监督、仲裁契约的执行的方式，这就是西方法制精神的本质。 但这仅仅能够让民“免而无耻”。后来基督教产生，欧洲人又借助于宗教，借助于万能的上帝，来监督契约，才终于实现了有“免而有耻”。由此可见欧洲人从来不相信人自身之能，对人自身采取了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所以欧洲人才会认为贪婪、懒惰等等是人类的本性，才会认为人类是有原罪的。这与中国“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认知完全是两种对立的观念。
所以个人主义虽然起源于西方，但这并不是西方人认识到了人性的光辉与能力，而仅仅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进步让上帝不再光辉，而人类自身承平日久，产生了足够多的自信。于是内心膨胀起来，认为人类看来是无所不能，个人主义才终于产生了。所以我们显然可以肯定，正如电影《迷雾》所描述的那样，只要来几场大灾变，西方人的个人主义将瞬间崩溃，荡然无存。而上帝与宗教，则将重新占领西方人的心智。
由于欧洲一直分裂，并且也并没有在行为举止方面形成统一的所有人都认同的范式。所以在分裂的情况下，在不同协作体间，血缘成了唯一的众人皆可接受的有效辨别方式。即使到后来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基督教一统欧洲，也仍然没有能够让欧洲人的血统论被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