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品。
作品讲述了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却在卡列宁的虚伪、渥伦斯基的冷漠和自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落得卧轨自杀、陈尸车站的下场。庄园主列文反对土地私有制,抵制资本主义制度,同情贫苦农民,却又无法摆脱贵族习气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矛盾的时期、矛盾的制度、矛盾的人物、矛盾的心理,使全书在矛盾的漩涡中颠簸。这部小说是新旧交替时期紧张惶恐的俄国社会的写照。
安娜的选择体现出人性的迷误。为了实现狭隘的个人情爱,她不惜抛家离子,做了自我情欲的奴隶。列夫·托尔斯泰通过这篇恢弘巨著深刻地揭示出安娜悲剧命运的根源,即非完整的感性人格决定了安娜的悲剧命运。尽管她的人生探索以实现精神的自我追求为目的,但其生命力的发挥缺乏理性的配合、支撑与调控,结果使得人生随情欲而漂流落得悲惨的结局。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安娜的悲剧应该是俄罗斯文化悲剧的显现。安娜挣扎于情感满足和宗教压抑之间,缺乏理性调节的环节,这种心智缺陷显示出俄罗斯文化的分裂性。俄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维持国家运转的是长达千年的宗教制度和专制制度,科学启蒙运动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才在俄国缓慢兴起,而且往往被统治阶级引导到为专制制度服务上去,这就造成了整个民族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和法制意识,更不用说民主意识。在俄国,受到西方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影响的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如普希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等“启蒙者”),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固有的都是浓厚的宗教意识(如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化特色的托尔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等),对于整个俄罗斯人而言,他们看待问题、处理事物的方式,要么遵从本能欲望,要么遵从道德信仰,其本能和信仰处于对峙分裂状态,正如著名的俄罗斯文化专家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所说: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存在着深刻的“两极性”和“矛盾性”,是一个“分裂性”的民族,“这种内在的分裂性将一直持续到俄国革命。”在安娜身上,就体现了俄罗斯文化这种本能与信仰的断裂性。
出色的心理描写是《安娜·卡列尼娜》艺术魅力的精华所在,人物的心理描写是整个作品描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托翁喜爱的主人公列文是个精神探索型人物,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的探索和对个人幸福、生命意义的探索。他的心理过程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的:在农事改革上,他经历了理想的追求到失败后的悲观。列文看到农民的贫困,向农民建议合伙经营各种农业,他梦想“以富裕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总之,在他看来,这将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极其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一个县的小范围开始,然后扩展到全省,然后全世界。”但列文这个美妙的“不流血的革命”首先在他自己的村子就处处碰壁,农民对他的计划毫无兴趣,这使列文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绝望;在个人生活上,他经历了爱情上的迷恋、挫折、失望到婚后的快乐、焦虑、猜忌、痛苦,最后在宗教中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列文爱上了纯洁少女基蒂,因基蒂心有所属而遭到拒绝,这使列文非常失落,当基蒂被渥伦斯基抛弃后,他们结了婚,基蒂给列文带来了快乐。但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分子,它不能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如果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孤立的一个家庭是没有幸福可谈的。内省的列文再次陷入焦虑、痛苦之中。他那无法排解的莫名其妙的苦闷、烦腻的情绪和骚动不安的追求,正是风云变化时代再不想混沌活着的一代人心灵上留下深深印记,最后在“为上帝,为灵魂而活”信条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