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打电话约我去“溢香园”酒楼聚会时，正是我心情烦闷之时。昨天去财政局报帐，一笔近两万元的汽车装饰款，领导说，压了压了，先不给钱，谁叫他给我们的尽是水货？！我听从了她的安排，报账时将这笔款子压了下来。今早刚进班，我正在电脑上忙碌手头的文字材料，领导推门进来吩咐，你还是去把昨天压下的那笔款子打到他们账上。我问，不是说好了压一阵子再给他们吗？算了，还是给他们！领导话没说完便留了个背影给我，齐腰的长发在身后形成了一道黑瀑布。
素来写文字不喜欢别人打扰，就算旁边聒躁如雷，我也可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文字中，除非有人点名道姓喊我，我才会如梦中惊醒一般眼露迷茫。
在外打工，没人能尊重这种习惯，他们只当你是一个随时供人呼唤的服务生，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更没有尊严。好在，我有作家这个身份，有武钢发给我的居休工资，我的能干和敬业也让我心地坦荡。领导转了一圈见我仍在电脑前忙碌，问我去财政了没有？我说等一下再去，得把这篇材料弄完。她脸色愠怒，站在门外扬声高喊，你不要和我对着干！我侧脸扫了她一下，慢条斯里地回应一声，谁敢和你对着干？！她扭头而去，带着愤怒。我关掉文档，起身去财政、跑银行。
当初她打电话请我来帮忙时，告诉我只负责办公室的文字工作，我说如果事情太多太杂，我不会做，因为我要腾出时间来写作，她立马点头答应，不会不会，我们部门的事情本来就不多。没想到仅仅只是两个月时间，部门的好些工作都开始堆在了我的手上。信访、组宣、残疾人康复、办证，以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站创建全省残疾人社区康复指导工作，后来部门的财务报账和会计报表也交到了我的手上，原来最不喜欢与钱和数字打交道的我，现在被一些有业务往来的商店老板当成了会计，看到我就问，什么时候帮他们把账结了？
人变成了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而从前的同事却在衷心羡慕我，碰到就揄揶：还是作家行，到哪都能找到事做，你看我们，天天在家打牌闲聊，一晃就是十年。
十年的时间不算短，选择居家休息后，不想外出求职的我，因为会写作的缘故，总是被各种文字材料纠缠。他们，有的是曾经的领导，有的是曾经的同事，有的是要好的朋友，更多的则是闻讯而来的陌生人。工作报告，事迹材料、自我评价、求助信，只要是与文字有关的东西，他们都会理直气壮地找到你，一声帮忙，一句谢谢，还美其名为让你的生活充实。市场经济已经将人沦为了物质人，一天天为人义务帮忙的我有一天忽然感到了自己的悲哀——一个会写字的人的悲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写作收入，不能为家人带来好的生活，你写再多，写再好，又有何用？
军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师弟，我俩在原来的卷扬班共事了十几年。那时，他是班长，我是班员，因为“三个女人一台戏”的缘故，他这个班长当得并不舒心。知道我爱好写作之后，曾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我能把班组这部戏写出来，他一定请我喝酒。至今，我都没有把笔伸到曾经的班组，女人爱找难堪时的尴尬，令我领教了无数次。记得有段时间，班组需要派人到百多米的井下开稳车，因井口检修，罐笼无法靠近井口，每天必须爬50米铁梯下井到负50米水平才能乘罐笼下到负150米。其实，我喜欢井下，昏暗的巷道里，除了岩壁水流的“嘀嗒”声和一个小时一次的信号铃响，再也没有了任何别的声音。在那样安静的环境里，我每天穿一双齐膝套鞋，背一件棉袄，带一个布袋，袋子里是我精心准备的书和笔记本，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岩缝中读书，写诗，自由思考，没有人来打扰你，也不觉得空虚和害怕。然而，这次考虑到我伤腿爬梯的艰难，军特意安排了斜井的另一个同事下井。但这样没过几天，与我关系最好的女同事竟当着我和军，以及我那当值班长的丈夫的面，吵闹着要和我做同一个横班，因为我不下井，她也不下。我不想为难军，当天便背上棉袄，拿着布袋转身站到了铁梯边排队，下井。
事隔多年，因文字的缘故，我早已离开了卷扬班，与原来的同事也渐渐疏远，但军和我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他居家休息后，一直在外打工，我知道他奔波过很多地方，在制药厂做过装药工，也当过送货员，如今终于和妹妹一起在武汉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家具店。尽管他没有告诉过我他的辛酸经历，但从他逐渐苍老的容颜里，我一眼看出了他的疲惫。这次聚会，我们仍然和从前一样，叫来了另外两个要好的朋友，他们领着各自的家人欣然而来。只是，待大家都坐定后，我才发现，围桌而坐的朋友以及他们带来的家人，已经面目全非。他们，这些我交往了二十年的朋友，因了选择居家休息，长年在外打工，婚姻也和他们的工作一样发生了变故。军的身边是与他高出半个头的英俊儿子，妻子早已离他而去，组建了新的家庭；海的身边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女子，他指着她介绍说：这是我老婆。我们站起来握手，寒暄，相互间说着客套话，语气中却明显地少了从前的随意和温情。我想起了我们这些家庭曾经每年一次的轮流坐东聚会。那时，男的抽烟喝酒打牌，女的择菜聊天话家常，孩子们叫的叫，喊的喊，蹦蹦跳跳，飞进飞出。大家坐在一起，热热闹闹，无拘无束，似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选择离开曾经熟悉的岗位和人群是一个人生命旅程中的大事件。这样的选择对于当事人来说绝对是一种刺心的疼痛。记得十年前向劳资员递交居休申请书时，同事小记打趣我说：“办公椅还没坐热，就想离开舍得吗？”“有什么舍不得的？”我的回答分明是一种强词。其实，我知道自己是在逃避。没有人知道那时我作为单位通讯员去江西参加瑞昌亚东隧道贯通时的真切感受。当一班人站在红旗招展的隧道前，准备了鞭炮和烟花，只等最后一声炮响后，两方的职工伸出手来在贯通的洞口相互一握拍下永恒瞬间的刹那，却传来沉闷的石头垮塌声和人员叫唤声。站在现场，我心惊肉跳，脸色苍白。心有余悸赶回家，还没来得及向亲人讲述目睹的塌方，却接到工程队队长的指令，丈夫和妹夫必须马上动身，赶赴江西处理塌方烂巷。第一次，我以职工家属的身份，向队长请求别让我的丈夫去江西。队长生硬地拒绝了我，别人能去，他就不能去？！然后直接将电话打给了我的丈夫，命令他必须在第二天早晨6点钟出发。
丈夫默默准备行李，我在一旁默默流泪。离元旦节只有十天时间，我的心里却像塞满了荆棘，整夜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害怕电话铃响，害怕由远而近的吵嚷声。家里垫洗衣机的砖头垮了，我想到了江西隧道的塌方；厕所的灯泡烧了，我想到了工亡事故。孩子看到我一天天憔悴，背着我将电话打到了工地，告诉他爸爸：人七天不吃饭会死，五天不睡觉也会死，妈妈已经三天没吃没睡了！那时的工地，只有项目经理才有一个名为大哥大的电话，几十名职工有什么事与外面联系，都需要通过这个大哥大传达出去。所以，在这个群体里，谁也不会有秘密，哪怕是与妻子说的私房话，也会很快变成玩笑全部知晓。他明白这个规律，中午休息时，撇开众人独自步行到几里外的镇上，用公共电话安慰我，他没事，很平安，上班只是打下手，危险的活没让他做。他说乖啊，我跟儿子说了要他照顾你，我争取干完烂巷就回家。就是这句安抚的话，我绷紧了几天的神经一下子松驰。我说你要好好的，你好好的，我和孩子才会好好的，我们等你回家。
我的缠绵和不安变成了工友调笑他怕老婆，不敢在外找女人的话柄。那时，他们定居的马头镇周围，因为台商投资的基建工程正在大批建设，不大的小镇一下子开设了40多家发廊，发廊的门前每天都站着妖冶的招手女子，一些工友刚发的工资还没暖热口袋便全部送到了这些女子手中。
作为通讯员，我收集的材料里自然有一些令人不齿的人性劣根。我试图站在人性的角度去解读男人的本性，了解男人离开女人后的生理和心情，但我的内心又分明在排斥这种行为。我记起了一个项目经理对他下属的嘱咐，想喝牛奶了，买了喝就是，未必为了喝牛奶还要去买头奶牛回来养？那岂不是太蠢了！如果我只是工友的老婆，他们的玩笑一定会对我封锁得严严实实，就像我的许多工友家属一样，她们并不了解自己丈夫在外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处境。而我是一个看清了生活本质和在文字的海洋里驰骋的女人，走在野外施工现场，我的身份是双重的，那些工友不会对我有什么不恭，但会拿我的丈夫开心。我像一个迷路的旅人，回不到从前，又看不到前路，总感觉转身才是最佳选择。
决定是自己做的。在他们一再的挽留声中，我去意决绝。我告诉那些欣赏我，并给予我很多帮助的领导，我用十年的时间走到现在，但我不想为文凭而活，不想为职称拼搏，我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十年，我要再用十年时间去证明自己，我居家后也会活出自己的精彩！
签完协议，办完手续，交完钥匙，我的手上只剩下了两个塑料袋，袋子里是我历年来的工作日记，是我16年工作历程的浓缩，它记载了我从一名农村女青年成为矿山井下卷扬工再成为办公室通讯员的所有悲欢。走廊里站着曾经的同事，他们笑着与我挥手，有空来玩啊。我笑着和他们点头，点头，再点头。转身，面对脚下的楼梯，我已泪流满面。我知道自己坚硬的外壳里是一颗眷恋的心，我深爱着我的公司，我的工友，我的留着淡淡墨迹的办公桌。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的单位已经改制成为了股份制公司，我的那些没有居家的同事用自己买断工龄的钱入股成为了公司的股东，他们已经与武钢这个大型国有钢铁企业没有了任何关系。但我知道他们过得并不开心。他们羡慕我，说我的明智转身成就了我今天的幸运。
或许，他们说的是对的。他们不知道，那些日子里，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刘欢的《从头再来》：“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致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从一个起点走向另一个起点，心怀希望的奔波在打工路上。
我知道，每回一转身对我都是一次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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