埔上闲思
一、 绪论
咸淳元年，亦即西元一二六五年。这一年，在西方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屡次违反《大宪章》，蒙福尔伯爵把亨利三世囚禁，召集教士、贵族、武士、平民代表，成立议会。世界各国有国会自此开始；而在中国，距离元灭金已过去三十一年，而距元灭宋仍是九年有余。总体来说，除了改元这一年并没有什么大事，实在称得上平平淡淡，安安静静。
这一年，广东东部地区一片丘陵与平原交杂而成的土地住着一群人，他们说的方言正如这片土地一般，既有闽南丘陵的曲折又残存中原平原的豪爽，这群人被称为潮州人，这片土地正是潮州府。后世潮州人不断西进，当地的人民用辛勤的汗水创造出了独居风格的潮汕文化，今天他们就是潮汕人。
今天，这片土地已经走出了无数的人，他们到达了全世界各地居住，故潮汕人与温州人都有“东方犹太人”之美誉。
回到咸淳元年，一支来自闽南黄姓的宗族在长期迁徙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片适合农耕的平原，那里降雨充沛，地势平坦而人烟稀少，水源富集，渔米充塞，堪称宜居之“桃花源”。这支黄氏族人的族长育有四子，而家族浩荡冗繁难以独住一村，古来有云“家富即和 中落则分”之语，背井离乡又怎么可能是富贵之家？四子各率族人散居“桃花源”之四角，久而分化。三子东林住于鲤鱼埔之上，是故成今日之埔上村。
二、太上，不知有之
《老子》第十七章写道：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意为：【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次的统治者，人民畏惧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最好的统治者是多么悠闲。他很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的童年虽在深圳度过，但并非仅居于是。实则居于多处，如老广府、客家山区，还有我的父系故乡潮汕地区，分居三处，大有颠沛流离之感，时年刚过千禧，各地封闭，文化独特；于我而言则大为迥异。
然则，我记忆中待过最久的一处大概就是埔上村，是故村里的一草一木，人情世故余皆熟稔于心。多地之差别于我而言则甚为不解。例如，生长于斯我经历过深圳与广府地区的都市居民选举，也参加过客家山区中带有五十年代特色的山村村民自治选举，我却从来没有知晓埔上村村长的存在。
甚至于，我的父亲、爷爷奶奶亦对此不甚了解。直到后来我才偶然在网上查阅到有关“埔上村村长”的只言片语，这才证明了这片土地实则也存在着现代社会的权力机关。
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村长的村落，仿佛老子所构建的理想社会，难道这是千百年来道家对儒家“颠覆”的一处遗址？
黄仁宇先生曾在《中国大历史》中说道中国过去是一个由少数城市和数千万农村组成的传统农业社会。潮汕农村地区虽较为贫困，然则人人居住在图片所显示的传统“别墅”之中，故有云“潮汕厝（意为房屋）精巧宫”。在许多地区，即使贫困人家依然住在有各种传统壁画与精巧的雕塑。此等古风犹存之景象实则是中国传统社会之缩影—古典的生活与贫富差距较小的社会。若言道家能于此“战胜”儒家，则道家可在千千万万处所“战胜”儒家。此等发现实乃中国历史一大新发现，乃至于足以颠覆过往之所有认识。诚如此乎？
非也。若言村长，村人诚然不知—村长事实上已经不住在村庄之中；若言族长，又似乎此乃前清之产物；建国初期，我的爷爷正是红卫兵之一，至今仍常与友人谈起江西串联之壮举，如此则诸如“族长”此等“牛鬼蛇神封建糟粕”绝无可能留存至今。那么是什么维持着村庄的运转？
是自然么？若老子庶几如此答。然问及村民，他们或许会给出另一个答案：老人组。
二、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祖宗的崇拜，这大概是东亚文化最显著的特点，这在大中华地区十分普遍，中国人有专门的祭祖之日—清明。这也是儒家所提倡的“民德归厚”的重要手段。在埔上村，祭祖亦如中国其他地区一般存在。
村民对于祭祖抱着十分虔诚的心态：每年年三十、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以及家庭各种重大事件如：出花园、结婚等等，村民都会毕恭毕敬地设坛祭祀祖先，并献上最为丰美的食物与清酒。这一点即使到了今日仍然如此。
李培林先生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说道代表着老广府文化的羊城村除了祖宗崇拜以为最为崇拜的便是土地神，他们甚至贴上对联：土能生财，地能出金。他解释道这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对于土地收成的一种渴望。
这固然有道理，然而在羊城村里祖先崇拜与土地崇拜除了祖先“入土为安”外似乎并没有根本的联系，慎终追远也并没有让“羊城村”村民“民德归厚”，相反土地崇拜让羊城村成为了“八宗罪”的温床。足见民德归厚的必然条件似乎并不仅仅是“慎终追远”这般简单。
在埔上村，人们所祭祀的神祗则更为丰富：主管厨事的灶神、婚姻的婆母、风调雨顺的龙王、海洋的妈祖、较为中央正统的关圣帝、来自南海的观音、皇天后土中后者土地神、甚至有西洋舶来的天主。但是在村民心中，最为重要的是“老伯公”。
老伯公是村里的守护神，他的存在仿佛西方虔诚的基督徒所说“上帝与你同在”一般，以至于村民每日都会早晚进香，遇到任何生活上的事情与抉择都会讲给老伯公听，即使是懒惰的人，至少也得每日晚上进香。
我在小时候，奶奶总让我对着老伯公说“孙子祈求老伯公保贺顺顺，合家平安、健健康康”云云。年幼的我认为这是因为我是奶奶的孙子，所以理所当然地要自称孙子，直到后来，我才猛然发现：奶奶也对着老伯公自称孙子—所有村民都是老伯公的孙子。
有人说老伯公就是土地公，实则非也。我翻阅相关文献发现老伯公代指的是先祖“伯益”：“伯爷公并非土地公：汕头等地不少人把“伯益公”说成是“伯爷公”，说“伯爷公就是土地公”。此乃“益”与“爷”谐音误读所引起之错。其实“伯益公”与“土地公”是不同的神。汕头老市区民间例俗有一年拜两次土地公之奇事，即以每年农历三月廿十九为伯公生，而以六月廿十六为土地公生，这是两神非一之佐证。在潮汕俗话中，“伯公无点头，老虎唔敢食人”是比喻人若没得到有权势者之支持批准，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此话来自一则传说。相传大禹帝重用伯益，《辞海》载：“伯益。‘益’一作‘翳’。亦称大费，古代赢姓各族的祖先。相传善于畜牧和狩猎，被舜任为虞。他为禹所重用，助禹治水，有功，被选为继承人。禹去世后，禹子启即继王位，与启发生争夺，为启所杀。一说由于他推让，启才继位。”潮汕传说，伯益主持开山辟路时，制服了“山中王”老虎，让这兽王乖乖听话，便产生了“伯公无点头，老虎唔敢食人”这句俗话。民众把他称为“感天大帝”。因伯公是老虎的“克星”，所以潮汕古代民众为防虎害，确保人畜平安，常在山下筑“伯益公庙”，庙内主奉伯益神像，其造型是白须、持剑、骑虎的雄姿。伯公庙还由华侨传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伯公是潮汕地区独有的神祗，实则在我看来，这也是标志着潮汕文化与其他广东文化的根本区别。这便是慎终追远—在绪论中我们曾经说过这一支黄氏的外来姓氏，这个伯公即“伯益”，而潮汕人实则几乎都来自外地，这位“伯公”其实带着开拓者对于过去祖先中原故土的尊敬与追思。
我猜，根本上看来伯公的崇拜与祖宗崇拜是一致的。正因为我们崇拜祖先，所以我们崇拜伯公；正因为我们崇拜伯公，所有无论走到何处我们都不能数典忘祖。在伯公面前村民都是孙子，而在现实中，孙子理应地要尊重老人。
是故中国自古有孝文化，孝文化不仅仅是三纲五常如此简单，而是与敬祖互为表里--孝与顺就是在现实中最小程度的“慎终追远”。
老人组成为埔上村的常务理事机构在孝文化的背景下不仅是顺理成章，甚至可谓必然。在家中，男性最长者在世的时候，一般都是担任一家之主的角色，拥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权威不是仅仅依靠经济实力便可以完全剥夺或取得的，举例而言：我的爷爷虽然有高中的文化水平，但是他从事的职业与他的家族世代职业相同—那便是农耕，农耕本身就投入大产出少，我爷爷的那一亩三分地也只能勉强满足家庭的生存需求，童年时期甚至无法满足父亲辈的温饱需求，能不至于饿死已经不错了。当我的父亲辈走出了埔上村，到世界各地乘风破浪闯荡一番再度回乡的时候已俨然是小有家产的状态了—这远远超越了爷爷的成就。然而爷爷仍然在任何场合都会以主人身份出现，例如吃饭的时候他可以坐对着门且椅子最为舒适的“主人位”；在任何场合他都敢毫不留情面地训斥他的儿子们—即使儿子此刻早已为人父且在外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诸如此类的事情实际上很多，在此我不再赘述。事实上，此种现象在埔上村绝非孤例，若言此乃一种“病”，则可谓之乃埔上村的“流行病”。
“老人组”的集体统治既可谓埔上村之一大民主创举，又可谓不脱传统文化之窠臼。脱离男女平权的视觉来看，客观上说这样子的制度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每一个以老者为代表的个体家庭单位的权利，且极大地抵消了“村长不在村”的弊端，对于其行政之效力与效率都有所裨益。然而须知此种制度的根基并不在于中国传统农村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启蒙的民主尝试，培育其制度的土壤仍然在乡村固有的承前之历史文化。这种文化之渊薮之一当为前文所述的“慎终追远”，具体考察，可以发现其中最为重要几处：
其一乃中央政府的对于埔上村老人文化的扶持—在埔上村最为核心的大榕树底下有着本村最为重要的“三宝”，分别是伯公庙、港边湖、百岁坊；伯公庙是早晚进香之处，港边湖除了日常洗衣游泳外，最重要的用途乃端午划龙舟已经供老人乘凉，最为重要的乃是百岁坊，它距今约莫有一百七十年，乃清光绪年中央政府对于本地百岁老人众多的一种慰问。岁月青葱，百岁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遭到拆除，历经百年，它与埔上村一并安然屹立，成为埔上村村民心中重要精神依托。
其二在于村中严格的礼仪制度，此种礼仪制度最为日常的表现当属话语体系中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并不会严格到令人窒息，却让人严格遵守不敢越雷池半步。举我为例，从小父母就用称谓教育我长幼尊卑有别，例如我必须叫我的父亲为爸爸，母亲为妈妈，姐姐为姐姐，哥哥为哥哥，村中的三姑六婆则一律如亲戚般呼之老婶婶、老伯伯云云。我不能直呼长辈的姓名，否则可能会受到严厉的训斥；但是姐姐是可以直呼我的名字的。这种称谓不仅仅是出于礼仪，更是权力的巩固，因此我对于姐姐等长辈没有凌驾的权力，姐姐却有我之上的权威。经年累月的培养，权力分配体系早已潜移默化，烂熟心底成为一种自然思维习惯。至今日我仍然不敢当面直呼辈分与年龄长于我者，即使对方是陌生人。此处不经让人联想到夫子所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其三可概述其为社会学意义上的“非正式制约”。这一点的外显之一便是“名声”，埔上村作为潮汕地区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有潮汕地区“喝茶”的习惯，这种喝茶并不是简单的口渴喝饮料以止渴那么简单，它是村庄日常交际的重要方式。家家户户日常习惯洞开大门迎接外宾，过去人们农闲时候便会到某家人家中坐坐聊天，今日田园荒芜则喝茶日盛。这一点与城市生活显然不同，因此埔上村较城市有更浓的人情味，村落的整合力量也更为强大。喝茶之间，人们谈天论地之余不免好嚼舌根谈谈村内各户人家家长里短，这不仅是普通程度村内的信息流动，更会因为村内宗族关系，居住又十分紧密是的流动速度极快—通常几日以内便足以将一条信息传遍整个村庄。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由于个人理解程度不同、阐述能力不同，信息通常在传播过程中变质—好的消息变得更好。坏的消息变得更坏。名声能够带来什么影响呢？正因为人人都乐于维护彼此的名声，所以这一套名声体系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制约”—它在很多时候已经成为村民集体力量的凝聚：即使拥有高位与财富，村里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姓黄，是故每一个村民都希望自己可以如图归根，列入宗祠，葬入祖坟并且有同宗族人参与葬礼。一旦某人挑战这个体系，则集体力量将会凝聚一致发挥其排斥作用。
这种排斥可怕之处正在于，每一个村民都浸染了埔上村的传统文化，文化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村民集体从这一套思维体系之中向异端发难，则纵是家财万贯亦难以抵抗。回归到名声之上，获取名声的途径很多，但显然任何一种行为都比不上“孝顺”，有了此种土壤，则“老人组”的存在便显得自然而然了。
儒家传统重视孝，尤其是两汉有举孝廉之创举。孝风之蔚然在华夏早有年数。埔上黄氏族谱记载本家为江夏黄氏，上可追溯光州黄峭公，而黄峭公恰为汉二十四孝黄香三十一世孙，埔上之孝风不知是否由此一脉相承。
三、大道之行也
《礼记 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小戴礼记》中的千古名作《大道之行也》描绘了士人千古坚守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正是因为这份理想使得士人前赴后继国家政坛，只为了实现心中的大治之理想。埔上村是一个十分普通的村落，甚至可以说是荒僻之地，长期偏居华夏东南一隅，且距离海洋遥远，礼教不至，德、赛先生不到，照理说应可推断当地必然民风剽悍，可谓“穷山恶水出刁民”。然而身居其中，我却能感受到当地居民虽不是富而有礼，却也算得性情温和善良，对待陌生人亦是热情好客；“老人组”的创举更可说在一定程度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过村内男子从事农渔，妻儿则桑织养畜，五十年代国家饥荒村内村民尚且生存，今日国家发展，更可说“养生丧死而无憾”：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荒年食米，丰年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之理想亦在此得到实现。君或谓今日国家发展，养生丧死与温饱问题早已得到解决，并不足为奇，余亦然。然则有一事尚可单独抽出来阐述，那当属当地治安问题。
余忆童稚时，埔上村住于东西两屋，因家大人多，平日多在西屋饮食玩耍，而夜则归东屋休息洗浴居住。来往两屋之间甚为频繁，西屋日常开放迎客、东屋则只消拉上门闩即可离开。可大书特书者当属这种门闩—它是埔上村最为普遍的一种门闩：门内外两侧皆有一闩，入则由内闩，出则由外闩，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根铁柱制成，手可随意伸入拉闩。此门闩设计甚为奇怪，若言防盗则也太容易了—三岁小童亦可出入无阻，顶多就是防止野狗或家禽随意进入。事实上这不仅仅单是我家的房门，他更普遍是埔上村家家户户的房门。
我住在深圳，小时候家中曾多次遭窃，盗窃之灾可谓怵目惊心，故时常问及奶奶为何如此低程度的防备，而奶奶则笑笑曰：这里没有贼。我初则难以相信—今日社会岂会无贼？然则余生于世十年有七，埔上村亦平缓走过十七年，防盗措施则依然如斯，未有半分更贵，却未曾听说盗窃之事发生。不仅如此，当家中有财物丢失时，总有热心村民送上家门更不曾要半分奖赏。如此这般不知可否称其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呢？
客观说，今日中国之治安绝称不上尽善尽美，若欲探讨埔上村如此之低犯罪率的原因，不妨参考《经济学人》在二零一五年发表的报告：“英国《经济学人》近日公布了一份全球城市安全指数报告，该报告中列出了全球最安全的50大城市。这项调查是针对全球五大洲的50座城市展开，该报告特别提及，50个城市主要是根据在该地区的代表性、数据完整性等指标进行选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全球最安全城市排行”. 报告称，这项排名主要根据数字安全、卫生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和个人安全四个方面来进行评分。这份报告题为“数字时代城市安全评估”,数字安全站到了很大的比重。报告定义数字安全为“城市网络安全的质量、身份盗窃的频繁程度以及其他设计数字安全的指标”.
根据《经济学人》列举的城市，不难发现：凡是安全的城市，无一不具备以下特征，经济发达、人口素质较高、基础设施完备、治安力量投入较大、居民保障完备、良好的城市规划与网络信息交流顺畅等。
令人意外的是，埔上村事实上并不具备以上种种条件。相反，埔上村由于地理闭塞导致其经济落后、人员多为文化水平较低下的垂髫老人、村内近两年才实现臭水沟封口防止臭味散发，更不可说其基础设施完备，而这笔钱靠的是村内富裕人家捐赠，政府不闻不问，自然不难想到村内从未听说有保安巡逻，居民甚至不曾听闻何为社保，更不可说购买社保；至于规划则是屋屋相连，似乎从不曾考虑长远发展；更不可想现代信息网络进入村庄了。
诚然农村与城市因为人员流动等问题会产生天差地别，然而这却足以证明埔上村的社会条件实际不足。再看文献《对农村盗窃案件的思考》中列举的农村盗窃特点，可约略为以下几点：
（一）流窜作案多，作案手段多样化。
（二）案犯文化素质不高、有前科劣迹的人员所占比例大。
（三）多发生于深夜或农忙时。盗窃犯频频发生于农民疏于防范的时候，例如深夜休息或农忙时节。
（四）作案次数多、所盗物品杂、查证认证难。在农村，自行车、摩托车及船只被窃后，往往被案犯作为继续作案的交通运输工具。他们利用这些交通、运输工具，“扫荡”性作案，螃蟹、甲鱼等水产品，稻、米、黄豆等粮食，鸡鸭鹅、猪牛羊等家禽家畜，锅碗刀勺、煤气灶等日用品，咸鱼、咸肉、香肠等食品都成为盗窃的目标。盗窃案件除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外，往往缺乏其他相关证据佐证，从而使派出所查证认证十分困难。
（五）留守学生的犯罪比例呈上升趋势。
（六）流窜作案区域广。
而原因则可概述为：
（一）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职能不到位。
（二）基层公安警力不足，治安力量薄弱，治安巡逻力度及密度不够，形成一定的监管空白地区，从而造成盗窃案件很难及时发现、有效控制。
（三）农民防盗意识差，安全防范措施缺乏。
（四）案犯法律道德意识差。盗窃犯罪的被告人大多数是文盲加法盲。
（五）案犯劳动致富观念弱。
实质上若从制度而言，埔上村确实可以称作“管理职能不到位”“治安力量薄弱”—事实上村内根本没有治安警察，更别说录像天眼监控。而村里传统的双面门闩更直接证实了村内“农民防盗意识差，安全防范措施缺乏。”但是事实上埔上村的治安情况或许比许多治安条件做的面面俱到的村庄更好，或许第五点“劳动致富观念”能够给予我们些许启发。
今日的埔上村有着光线靓丽的新面貌—全覆盖的路灯、水泥铺设的地板、美丽的公园配备鲜艳花草与各种娱乐设施。乍一看，埔上村颇有“致富小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貌。然而，二十年前的埔上村绝非如此—相反他是最为贫困的村庄。美丽干净似乎难以与低犯罪率相联系，实则非矣。
潮汕人乘风破浪走遍全世界，这不仅仅是今天的事情，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大家就知道自己有那么几个下南洋的远房亲戚了。在那个年代，我国因为种种原因，全国普遍贫穷落后；而在远在南洋的亲戚们“富得很”。是故时人掀起热潮四处询问是否自己有远房亲戚曾经出走远洋。“一个华侨人富裕一个村”，此话绝非空谈。若某村联系成功上一个华侨亲戚，则举村欢庆，派出特使步行几天前往汕头港口接待亲戚，甚至全村筹资设宴款待。
埔上村自然也在积极寻访华侨亲戚，遗憾的是埔上村并没有走出过任何华侨亲戚。而埔上村的邻居：“厦底村”与自然条件更恶劣的“寨内村”都找到了华侨亲戚并重新改造了一番风貌，这两个村办起了集市开始从事贸易，因此更加兴旺起来了。而埔上村堪称“一穷二白”。
在贫穷机制的倒逼之下，埔上村的村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大多数人前往了珠三角地区闯荡。虽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然而埔上村人却有着另一套闯荡观，那就是祖训。
先祖黄峭山的故事今日仍在埔上村居民中口耳相传，祠堂中高高挂起先祖的画像。故事是这样的：“峭公归隐数十年间，目睹社会变乱，政局动荡，换了五代十一君，亡国而被弑杀的国君八人。时间长的不过十多年，短的不过三、四年。政局如此动荡，决心遣散诸子以避不测之祸。后周广顺元年（951），是年郭威篡后汉为后周太祖。峭公年已八旬，宴会姻族，对众儿子说：世人拜神祈求“多福、多寿、多男”，但是尧说：“多寿则多忧，多男则多惧。”你们二十一人，难道我不愿意都留在身边，以终余年，只是忧虑多男多惧，我怎能指望大家株守家乡呢？应该走出去自谋发展。我过去在戎伍，走遍半个天下，回想闽、粤、赣、江、浙等地，山环水秀，饶沃的田地到处都有，但都已荒芜，只要开发，便成乐土。三妻位下各留长子以奉侍父母，其余一十八支不得恋此故土，各自信步天下，相地而居，随地命名。
诸子齐声说：“俗话说，‘积谷防饥，养儿娱老’。父亲已到八十高龄，我们正在忧虑不能日日奉侍左右，反叫我们远处他乡，培育这么多子女有什么用？”
峭公慨然长叹说：“谁说散不如聚，而共同留恋这小小的地方！你们没有听说，‘燕雀怡堂而殆，鹪鹩巢林而安’，我的忧虑恐惧，就是为此。”
当时众烟亲也向前劝说：“‘池内之鱼，远逊云间之鹤’，当前海内多变，我们觉得亲翁考虑此问题，既全面又有深远意义，为何要仿效吃乳的婴儿，向母亲怀中索食呢！”
峭公接着说：“聪明辖达之人的见识，大致相同。择木而栖，就在于食禽。”于是将所积贮的资财均分，并新修家谱，各授一册，且郑重地说：“此谱以便年深岁久认所由来，知道我们的远祖分自光州，今为绥城旧族、乡名昼锦，里号和平，而中城鹳薮、竹粟、勘头，都是我们一脉之亲所居住的地方。应当珍藏谱牒，遥接书香，使上不堕贻谋之家声，下可绵子之世泽，所以不应该将分与聚当为两种不同的效果看待。他日相逢，彼以礼施，此以礼报，频来而不拒，久间而不疏。你们兄弟可卜吉登程，言无多嘱。”遂口占一诗以授之：
骏马堂堂出驿方，任从随处立纲常。
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
惟愿苍天垂庇佑，三七男儿总炽昌。”
这样一则故事延续千百年，发财致富与四处迁徙的精神早已沉浸这族人心中，正因此，即使是对于儿女万分不舍的父母也会鼓励孩子离开身边，前往更富庶的地方寻求财富；而儿女心中也终究不会忘记“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的鼓励。
正是在现实情况的倒逼与祖先故事的鼓舞，在富庶地域利用劳动发财致富成为普遍的观念。埔上村的居民几乎举村年轻男子都离开了村庄，前往他方开拓新的世界。即使到了今日，埔上村平日也罕见年轻男人，成为了一个“留守村”。
而年轻男子的离去正成就了埔上村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大量年轻男子的出走，以及本地本身强大的男权社会，使得以青年男子为主的犯罪团伙难以形成。而女子又忙于家务与纺织，无心从事他事。
几十年后，隔壁的“厦底村”与“寨内村”仍然依靠集市贸易生活得不错，却缺少了前进的动力。而埔上村顿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碍于青壮年的离开，本村仍然没能发展大型的贸易，村民仍然需要去隔壁购买产品，然而埔上村因此仿佛成为了一个养老村，仅用于生活休闲。
本村贸易的缺失使得人口流动量极小，而地理本身的偏僻闭塞更是将外村人拒之于第一道防线。其次本村村民多是老人，相对于隔壁的贸易市镇，村民虽然生活舒适却没有多少现金存储，这更让盗贼顿时兴趣。
种种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动更让“老人组”的存在提供了土壤—行政、治安等需要年轻人的工作根本不许设置，这也为其行政存在提供了依据。而老人组的存在更使得“慎终追远”与“孝顺敬礼”的文化愈发茁壮。
四、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
夫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于埔上村则余亦曰:尽美矣，未尽善也。何也？若言埔上村有大同景象，余亦以为然，然则若曰埔上村为桃花源，则虽民淳地僻，余亦以为否。何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养生丧死而无憾，民德归厚，斯不为大同则何为大同？然则，桃花源自秦末至晋，累世更迭，人丁虽不至兴旺亦可谓之不绝。埔上居于鲤鱼之上，于其民言庶几难越人丁枝叶的龙门。
忆昔开元盛世时，好景不长，安史之乱徒生。似乎美景下总是危机四伏，事实上，埔上村此刻的平静海面下亦是暗流涌动，村庄自咸淳年始见炊烟至景炎二年定制，千百岁来风雨历程，虽有无数波折，终谈得上稳定，然则此刻的埔上村面临了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是千百年来前所未有的: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村庄人口的流失、面积的缩减直至面临消亡的危机。埔上村此刻鲜艳得仿佛夕阳一般，然而夺目耀眼的却是那抹残阳血色。
我自幼在深圳长大，四方邻居多元而嘈杂，有讲广东话的本地人，有说话大声的客家人，还有操着方言的北方人，他们语言习惯都不尽相同。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我对于自己的家乡似乎并无父辈那般强烈的乡愁情感——从小的饮食习惯就是合租叔叔经常煮的面条，看的电视大都是操着粤语的本港翡翠台，而娱乐生活与学习生活更离不开国语。各种各样不同的习惯塑造了我的生活甚至塑造了我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若言我乃埔上村民，则一面见之形象气质已有差异，开口一句则于埔上人而言马脚尽漏，左听右听甚觉难受，甚至我的身份证户籍亦登记我乃深圳居民。这样的人被称为深二代。在城市话日益显著的今天，不仅有了深二代，还有广二代，京二代、沪二代、港二代等等。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尴尬，也是埔上村的困窘——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安居他乡，不仅使得本村劳动力不足，甚至本村的下一代丧失了对于本村的认同感:大多数这代人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祖先是谁，村中的神庙不再香火旺盛，大量习俗被遗忘抛弃，而受到现代文化影响的这一代人甚至对于本村传统文化发起了批判式挑战。这些家庭往往家境优渥，常常地他们会举家迁徙，所以村里留下一大片无人居住的旧房子锁上了一把破锁，有时候甚至几十年不回去。而老一辈人往往无法适应都市那种种快节奏而不环保的生活，所以许多老人选择回去，自然地埔上村产生了许多空巢老人。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有条件携侣带眷离开埔上闯荡，更多的是留在村庄，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这些孩子就是留守儿童，他们极少见到父母，所以大都渴望前往城市相见，如此部分人选择了辍学去父母身边打工，显然这使得想当一代本应该振兴家乡的本地儿童放弃了教育的机会。另一部分儿童选择了安心读书，随之而来产生的尴尬问题则是，埔上村没有本村的学校，这直接导致了孩子全部去往其他村落甚至镇上读书，随后高考去往其他城市，再一次复制上一代的漂泊生涯不再常驻埔上村。这样一来，埔上村青黄不接，成了名副其实的老人村。
老龄化带来最可怕的问题便是村落的消亡。假使时间足够长，那么埔上村将呈现人口上的指数递减乃至消亡。这种终结的过程与李培林先生笔下的羊城村的终结截然不同，羊城村仿佛是一场“癌症夺去了它的生命”：村民因为外力被迫的分散，村居被迫拆除；而埔上村更似“老者奄奄一息，自然死亡”：大量人员的迁徙，村落呈现负增长率，大片村地荒废。
若埔上村消亡，那么千百年来传承的文化将何去何从？不仅如此，今日中国的发展，城市化所“谋杀”的村庄在北上广深等都市本地，但诸如埔上村如此消亡的农村或许有更为广阔的范围。根据文献显示，近十年来，中国农村正以极高比例与速度消亡：作家冯骥才更在一次全国会议上指出，10年间我国自然村减少了90万个。数字虽然不精确，其中庞大却可见一斑。
或曰：“村落的自然终结是人们用脚投票村落的去与留，无需挽回。”埔上村若消亡，那么还有多少人记得曾记得“老人组”与“百岁坊”？更为重要的，这些事务所承载的文化厚重真的还能在新的城市文化中扎根么？答案似乎朝着否定的方向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自古便是农业国家，农村之下埋藏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倒下一个埔上村尚不足道，若消亡千万个村庄，则传统文化焉存？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
从小，我就听家里人说回家乡是“下乡”，而去深圳则是“上去”。那时候我以为深圳的地势或许更高，后来学习地理以后发现显然不是那般；后来我则恶意揣测村里人势利，甘愿称自己处于下层；直到后来听到爸爸说的那句话我才终于明白其中道理—埔上村是孕育我们的土壤，是我们的根，当然也是我们脚下最坚实的“大地”呀！所以回乡就是下回这片尘土。
此刻我突然想起黄家的祖训：“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这句话鼓励了无数黄家子弟在他乡扎根，但是这句话也联系了所有父老乡亲，让他们明白：这个家族的根不是从前的光州，也不是埔上村，而是体内流淌的血液以及共同认同的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