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报任安书》所想
偶然阅读王小波的《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就想到了司马迁。王小波说：“……知识分子应不应该比别人更知耻。过去在西方社会里，身为一个同性恋者是很可耻的，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图林先生就是个同性恋者，败露后自杀了，死时正是有作为的年龄。据说柴科夫斯基也是这样死的。……但我要是生于这两位先生的年代，并且认识他们，就会劝他们‘无耻’地活下去。我这样做，是出于对科学和音乐的热爱。”我对司马迁肃然起敬正源于他的“无耻”。细细回想，从第一次接触《报任安书》到如今，每读它一次，就把司马迁的忍辱负重的形象加深一次。李陵事件使司马迁跌入了人生的低谷，他必须做出人生的抉择：或是慕义而死，保持名节；或是忍辱负重，自奋立名。司马迁接受了辱没先人和个人人格的宫刑，隐忍苟活，这才有了《史记》。《报任安书》再现了司马迁在生死之间所受的煎熬，读《报任安书》，我为司马迁的遭遇掬一把同情之泪，更为司马迁无与伦比的才情和伟大的人格力量所折服。《史记》不单是一部著作，《史记》及其背后的故事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今天，我们在为司马迁和《史记》高唱赞歌的时候，不能忽视其中巨大的文化价值。
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它的价值是引领人类的进化。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肩负重任。因此 “不能强求知识分子与一般人在价值观方面一致，这是向下拉齐。除了价值观的基本方面，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应该有点独特的地方。”①
“展卷方诵，血脉已张” （王元化②语），中国人有谁对生与死作过如司马迁那样沉痛的思考？李陵事件把生还是死的问题摆在了司马迁的面前。生是尴尬的，死是遗憾的。死，意味着自己承认不当罪名，意味着罪有应得，意味着接受强权对自己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更主要的是《史记》著述未完，带着这样的遗憾，死亦不能瞑目！那么生呢？“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选择生而带来的耻辱早已超出了司马迁所能忍受的限度。钱钟书《管锥编》用“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 描摹了内心的不可忍受之状。对于拥有高贵精神的司马迁来说，这是怎样的耻辱我们无法想象。但最终司马迁选择了生。
抉择不意味着结束，刑余的司马迁仍然被生死纠缠，也许他也无法断定自己的抉择是否正确，《史记》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在此，单纯地评说《史记》是没有意义的，引人关注的是司马迁历经15年光阴完成这部巨著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初衷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嘱托，当然这也是司马家族的嘱托。司马家族世代都是史官，非常清楚史官的责任所在。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为一名史学家有着更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并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所以寄厚望于儿子，希望最终能由司马迁实现宏愿。遭遇李陵之祸时，著述《史记》已进行到第7个年头。司马迁选择了死亡，就是选择了“腰斩”《史记》，就是选择了扼断家族传承。司马迁怎么能够选择死亡？
“中国封建社会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社会，它不仅存在着作为个体生活基本组织的家庭，而且还有凌驾于家庭之上的、由同姓同宗的多个家庭集合而成的家族。”③所以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东方人最基本的文化情结，是心灵的慰藉和归宿。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是家族子孙的责任。中国人最注重“孝道”，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无改于父道”（孔子语）。司马家族世代担任太史这一官职，祖先并不显要，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司马迁肩负着家族的重任，他知道家族文化要传承下去，家族文化在每一个子孙的身上。所以，司马迁选择隐忍苟活体现的是个人的责任意识和家族的文化精神。
家族的也就是民族的。家族文化虽然独具个性，但无不融入民族文化的共性中。中华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弦歌不辍与源远流长的家族式文化承载体系密不可分。以司马迁为标杆的司马家族文化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孔子语），司马迁在生死两难中寻找着死的意义、生的理由。“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是追随着先贤的脚步，把生命献于真理的祭坛，表明了自己注重实现人生价值的态度。古人对不朽有三个标准：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司马迁用自己的行为丰富了《史记》的人文内涵：志存高远、义不受辱的求索精神，忍辱含垢、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反抗强权、视死如归的游侠精神，抨击暴政、拯救世界的道义精神。他是中华民族智慧和不屈精神的真实写照，垂范后世，给人无尽的启迪与鼓舞。
司马迁的人生悲剧带来了《史记》浓郁的悲剧色彩，形成了《史记》明显的悲剧精神。《史记》中悲剧人物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所表现的是追求中的挫折与失败，奋发中的困苦与灾难，斗争中的牺牲和毁灭。他们总是以不懈追求、勇敢奋斗、坚贞不屈、积极抗争的精神，震撼着后来人的心。悲剧人物并不悲哀，洋溢着的是难以释怀的悲壮与阳刚。司马迁之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成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抉择生死的理性依据。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编写《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史记》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年间，全面地总结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影响极其深远。
《史记》反映人生命活动的历史，表现人的感情，人的意志，人的追求。
它记述几千年来政权的更替，政治的得失。“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就表明了司马迁的动机，也集中体现了他的政治观。如暴政无道必然引起反抗，导致败亡；任用贤能，善于纳谏，才能有所作为；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息息相关等，这些成败兴坏之理，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很有价值的。
它写几千年的历史变化。“通古今之变”，意在探讨历史变化问题，其中包含着司马迁的历史观：历史进化思想、“承敝通变”思想、“见盛观衰”思想。他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六国年表序》）肯定秦为后世王朝树立了法则。他肯定商鞅变法，使得“乡邑大治”，“秦人富强”（《商君列传》）。他指出汉武帝初年兴盛一时，但盛世中往往隐藏衰象，掩盖着政治失误，以致产生危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这种思想至今仍为我们提供极其有益的参考。
它探究自然与人事的关系。“究天人之际”，表明了司马迁重人事，强调事在人为的世界观。他揭露汉武帝迷信求神，“终无有验”（《封禅书》）。
它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不是简单的文献收集、整理与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过去时代人物的奋斗与成败。《史记》是有生命的历史，浸透着作者的丰富情思、忧患意识和人生悲凉感。因为被赋予了精神，所以有了灵魂。《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
现在我们谈到《史记》，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史记》在文学与史学方面的重大贡献。实际上，《史记》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伦理道德甚至医学等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今天，《史记》的研究也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体系完整的新学科——史记学，《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观、历史观、经济观、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意识、美学思想、法律思想等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司马迁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史记》的著述，他希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以此“偿前辱之责”。今日之势，如果太史公能够亲眼目睹，应该没有遗憾了。
《史记》已走过千年历程，汉武帝一代君王，如今只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李白《忆秦娥》），而《史记》犹“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两千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足以证明它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司马迁深邃的思想领域涵盖了不同时代的人们、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们的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
①王小波《思维的乐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64页。
②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③邵伏先《中国的婚姻与家庭》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