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两个字，觉得前面加上什么样的形容词都不那么妥帖。一声大姐，实实在在、暖心暖肺。
是的啊，大姐总会让一颗慌慌张张、冷冷落落的心在见到她的那一瞬间就安定了，舒顺了，暖和了。家里有了大姐，是上天在垂怜她身下的弟弟妹妹。
大姐比大哥小四岁，然后陆陆续续有了二哥、二姐、三姐、四姐，我和小弟。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大姐一懂事儿，就成了母亲的全能帮手。画面如下：
大姐领着二哥，在西山的山坡上放鹅。
大姐抱着二姐，在屋里的泥土地上来回走着晃着，哄二姐睡觉。
大姐在给三姐穿衣服，三姐的头东瞅一下，西晃一下，大姐顺手给了三姐一巴掌。
大姐的后背上绑着打瞌睡的四姐，把洗好的地瓜、土豆放在锅帘儿上，盖上锅盖，弯下腰，架火，四姐的脑袋碰在锅台上，大哭。
大姐十四岁，二哥十三岁，两个半大的孩子，在离家好几里的苞米地里铲地。苞米还不到一人高，一弯腰，两个孩子的身子就被苞米叶子遮住了，只能看见两个移动的瘦弱的后背。
太阳下山了，二哥直起腰，看着还在一个劲儿铲地的大姐，气不打一处来，向四周看了看，抓起一把土，奋力扬向地边的灌木丛，大喊，有鬼啊——
大姐扔下锄头，跑过来，抓起弟弟的手，就跑。跑了几步，大姐又跑回来，拣起地头的饭盒，随手抄起一根小棍，一边跑，一边用力地敲着饭盒，一边回头喊，二驴子，快跑啊！
二驴子，看着大姐惊慌失措的样子，蹲在地上，豁牙漏齿地张嘴大笑。
大姐在烙煎饼，我坐在大姐跟前，大姐先喎一勺面，刺啦一声倒在鏊子上，然后拎着小煎饼耙子快速地把面摊开，然后再换另一个大煎饼耙子，歪着头，吹着升腾的蒸汽，迅捷、均匀地把煎饼抹匀、压实，最后用罐头铁皮做的小铲子，沿着煎饼的外径那么迅速一划，双手拎起煎饼放在旁边的盖帘上，再拿起沾了油的挺厚的布，刷刷把鏊子抹上油。抹完油，大姐手里的活儿不停，开始给我讲故事――宋朝有个大将叫岳飞，岳父他娘……南朝北国的，想起什么讲什么。
我最愿意听大姐讲她们上课的事儿。大姐班上有个同学，是前面老张叔家的二小子，名叫“小柴子”。小柴子，心眼不太够用，老师念到：chan,chan,翘舌的铲，铲地的铲。小柴子，也跟着老师念，chan,chan,翘舌的铲，铲地的铲。老师瞪圆了眼睛：不用念翘舌的铲！大姐的模仿能力极强，把老师和小柴子得口音模仿得唯妙唯肖、万分逼真！可把我笑坏了。
·······
我总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晚上，脑补一个和上面不一样的画面：大姐穿着红色碎花的布衫，梳着两根刚刚垂到肩膀的小辫子，辫梢儿扎着二大爷给买的粉色的绸子，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地盯着讲台上的老师，清清亮亮地跟着老师读：chan,chan chan,铲地的铲·····
大姐这样的机会不多，如果大姐能够一直这样在课堂上，哪怕这课堂不是那么的窗明几净，大姐绝对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大姐十七岁就是一个能挣满工分儿的全劳力了。搬了家以后，大姐还是一把干活儿的好手儿。好多家儿子没对象的父母，盯着大姐，像狼盯着肉一样，绿光都冒出来了。打着灯笼也难找啊，老李家那大丫头，人长得好看，那大双眼皮儿，大眼睛，干活不知道藏奸，实在，脾气还好。
说大姐脾气好不够贴切，大姐是性格开朗、纯良、老实、胆子小。 家里兄弟姊妹八个，我和大姐长得最像，我的一个同学，是大姐的邻居，看见大姐就问，那谁谁是不是你弟弟？是啊是啊！大姐乐呵呵，眼睛铮亮地回答。其实，我和大姐不仅长得像，有些性格随了她，比如，老实，胆儿小。有关系要好的朋友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摇摇头：啧啧，你啊，算了算了不说了。更有直接的：老李啊，你那脑袋得钱治了。我哈哈大笑，那就不治了······可是，想到大姐，会有些心疼。二哥也心疼大姐，二哥的表达方式更直接：谁欺负我大姐都不好使！就是这么直接简单粗暴！
老天也在心疼我大姐呢，21岁那年，大姐不知怎么就被供销社要去了，并被安排在我们村的供销社当营业员。那个时候，在商店和粮店上班，那简直牛x坏了。工作期间，亲戚给我大姐介绍认识了我大姐夫，一个顾家、肯干的机电厂工人。这让那些盯着大姐的单身男青年的父母，拍拍屁股，希望破灭了。
婚后大姐生了一男一女俩娃娃，姐夫也勤劳肯干，没几年，从市郊搬到了市区姐夫单位的家属房，后来又如愿以偿地住进了家属楼。日子四平八稳、踏踏实实。然而生活的艰难从来都是那么幅员辽阔。改革的浪潮第一浪就把商业系统拍在了沙滩上。接近中年的大姐，下了岗。孩子一天天长大，双方父母也渐渐老去，仅靠姐夫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实在难以为继。
于是大姐的一个朴实劳动人民的光荣本色又一次得以绚丽绽放。大姐先是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开山种地，接着又在姐夫的协助下，在楼后面的空地，搭起了鸡舍，养起了鸡。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开始忙活。做饭、喂鸡、打扫鸡舍，一通忙活过后，八九点钟，大姐拉起双轮车，去食料站往回拉鸡食料。无论冬夏，风雪无阻。大姐弓着背，脖子上的青筋依稀可见，汗水把头发糊在她的脸上。通往大姐家的那条土路上，一个中年妇女弓着身子的背影，像一页史诗写进了机电厂由兴到衰的历史。
除了要拉着车往回运鸡食料，鸡下了蛋，大姐就要挑起满满的个水桶的鸡蛋，去市场卖鸡蛋。两桶鸡蛋，七八十斤，全靠着大姐的两条腿，一次又一次的往返。现在大姐的脖子的后面，还有一个馒头一样隆起的大包，那个大包就是当年被扁担挤压出来的。这个大包第一个作用是让大姐从后面看上去，脖子的地方有点怪异，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每天晚上会让大姐鼾声如雷。老实的大姐每次回家和我们团聚，晚上被自己的鼾声吵醒后，都会歉疚而不好意思地问，是不是把你们东吵到了？
大姐家举步维艰的时候，我上初三，为了上学方便我住进了大姐的家。那个时候的人单纯，一个初中生，更是心思简单，眼里没有疾苦。我看到了大姐的忙碌，却没有感知到大姐的劳苦；我看到了饭桌上没有笑容的姐夫的脸，却没有感知到姐夫内心的嫌恶和大姐人前背后的小心翼翼。大姐拼死把命的地干活，周到地服侍姐夫，以姐夫的话马首是瞻原来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弟弟少一点看别人的脸色。年龄渐长，在我闲下来，手里燃着一根烟的时候，随着袅袅升起的烟雾，大姐当年的样子，越来来越清晰，当年无法感知的酸楚在那一刻，又一次次化作对大姐的心疼和无以回报的愧疚。
日子总会像阳光一样露出众生平等的笑脸。姐夫退休了，两个外甥也有了自己不错的事业，大姐也有了自己的劳保工资，不用再像一个老爷们般地出苦力了。更让人觉得欣慰的是，虽然大姐还是对姐夫还一如既往的无微不至，但大姐的心态看肯定是轻松而愉悦的了。我的宗教信仰一直不是很明朗，但我坚信的一句话是，好人好报。我的一个没有跟大姐提起的愿望是，有一天大姐老得和母亲一个年纪了，我也会牵着大姐的手，在夕阳的黄昏里漫步，晚风里，大姐跟讲着一件又一件陈年往事，有苦有乐、有悲有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