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善与恶
传：关于人性的善与恶，一直是各个时代的先贤所探讨人性时的核心命题，影响力较大有二，一为孟子的“性善说”，另一为荀子的“性恶论”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可见，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可见同一时期的荀子是主张人性本恶。
明明两者处于同一时代，却出现了两种极端的观点。结合当时的时代，周王朝的封建礼乐制度全面崩坏，打破了原有的尊卑分明的社会秩序。此时，又处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每个学派都是试图解释这种礼乐崩坏的现象。
孟子就认为每个人心中生而就有“善端”，一个人的善举是内心的善端拓展到行为的表现，但是孟子却没有明确直接的解释人为什么会行恶，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推测下孟子的观点：一个人行恶大概是因为，被后天环境所影响，导致内心的善端没有扩散到行为上。这也就导致礼乐制度的崩坏。
荀子虽然与孟子同出儒家，但荀子认为人性生来就是恶的，人生来就有爱好声色的本能，喜欢听好听的，喜欢看好看的，因循着这种本性，就会发生淫乱的事情，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就都丧失了。因此，荀子极力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礼义是圣人制定的，依靠老师教化学生，使其行为合乎礼义。这种观点一定程度辩驳了性善论，指出人的善良都是后天教化所成，善举都是人为影响的形成的。只要缺少后天教化，人的行恶也理所应当了，做出破坏礼义的行为也不足为奇。
两位智者都从人性出发，论述人的善恶，解释了当时的社会现象。性善性恶看似水火不容，实则殊途同归。两者都是要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要求用礼义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也正是儒家的理想，通过塑造符合“仁义道德”的人，构建融洽的人际关系，实现和谐社会。这样看来人性究竟本善还是本恶反倒无足轻重了，对善恶的解读只不过先贤给自己学说定的立足点罢了，无论本善还是本恶都不会决定学说的最终发展结果。
承：当站在现代科学的角度，是可以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的。其实人生来和动物没有任何区别，只有原始的动物性。不存在任何的是非善恶观念，一切皆出于无意识的本能。
但是，站在这种绝对理性的角度，似乎又与社会现实有些脱节，解决不了社会上的诸多问题。科学应该是务实的，为社会服务，无法发挥作用的科学，只能是空中楼阁，这样的科学还有待改进。因此，我在此暂不采用这种科学的说法。
依我之见，善恶是一个人的一体两面性。
无论孟子还是荀子，都已经是与我们相隔数千年的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哪怕现在，对问题的探讨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就不用说古人了。所以，我们也无法苛求荀子或孟子的观点，绝对正确，我们总要对历史怀有一些温情和敬意。
当今社会发展之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绝不是一句玩笑话。一场场技术革命改变着人们生活，一切都在变，善恶又为何不可变呢？因此，善与恶不会是绝对的，甚至是易变的。善恶，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并不奇怪。没有人会沦落到会连一点点善举都没做过，也不敢说自己一点小小的坏事都没干过。要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比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难得多。善恶只不过是人为定下的抽象含义，唯一衡量善恶的标准就是是否时代的要求，时代是会变的，善恶自然也会随之而变。一个人的善恶都源于人的主观意志，损害大多数人利益行为被称为恶，对大多数有益被称为善。善恶说到底还是有一层利益关系，因此，在某一天，当曾经被大多数人定义为恶的行为突然符合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又会被称为善呢。善恶，貌似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也正说明了他们的一体性。就如同道家的观点一样，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任何事物都可以相互转化。
每个人都自己的阳光面和阴暗面，当一个人的阴暗面无限缩小，阳光面被无限放大，也许会被称为善良的人。无可厚非，这种能力值得被称赞。相反，当一个阴暗面被无限放大，阳光面被不断缩小，自然就被称为一个恶人。所以善恶是有两面性的，它们不是相辅相成的，而是相反相成的。
无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都带有一定局限性。与其非把它们放在对立面，不如把他们一体化，这不是一个观点，而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
我们每个心中都要有一杆符合时代要求的良知秤，知善知恶方是良知，不妨上述的方式来做这杆秤，方能在这个时代顺势而为，焕发生机，这也是这一文化所蕴含的现世意义。历史是人创造的，时代同样是，历史演变，人性不变，善恶难辨，这也是历史屡屡重演的原因，如果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生活中握住这一变中之不变，方可创造历史，改变时代，真正站在时代的潮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