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它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之一。

在某个时期的国际体系里，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用武力毁灭其他国家的生存，那就实现了均衡。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国家，其他势力会联合起来对抗它，这个过程叫作“制衡”。

制衡发展到最后，威胁被消除，均衡又得以恢复。

在“二战”之后的世界里，美国要想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安全，就得利用好这个“势力均衡”机制，而不是光靠物质力量优势去碾压对手。

那为什么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没有变成势力均衡的制约对象呢？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马克·布罗利的理论提到，势力均衡的存在，和霸权国家的出现，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

有一类霸权国家，非但不会被势力均衡所约束，反而会成为它的受益者，那就是所谓“自由领导者”。

这类国家，以近现代的英美两国为代表，主要是海洋强国。

它们也搞对外扩张，也经常发动战争，但并不以直接控制土地和人口为目标。

“自由领导者”维持霸权的模式，是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商品和资本网络，从这个体系里获利。

它们也要承担维持体系的成本，比如帮助自己的盟友反击入侵者。

总的来说，“自由领导者”型的霸权国家，形象比较柔和，不那么容易被排斥。

那什么样的霸权国家，容易遭受制衡和围堵呢？

看看两次大战中的德国，以及20世纪初的日本。

德国和日本的共性，是不用体系来笼络盟友，而是想凭武力优势，建立封闭市场，独占土地、人口和资源。

像这样的国家，最容易触发势力均衡机制，成为众矢之的。

“二战”之后的美国，在物质力量上已经达到顶峰。

但物质力量能不能转化成权力“资产”，还得看其他国家肯不肯接受，会不会触发势力均衡机制。

美国要想让自己的霸权变得更稳固，一定要重视体系的力量，要充当全球开放经济循环的领导者，把制衡的矛头引向苏联。

美国能从西半球的一个区域强国，成长为资本主义世界公认的领袖，不光是靠自身物质力量的增长，跟英国的存在也大有关系。

在18到19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美国所处的美洲只是边缘地带，欧亚大陆才是主角。

英国作为当时的“自由领导者”，一方面建立并维护了全球贸易网络，另一方面在充当欧洲政治的仲裁者，扶持大陆盟友挫败拿破仑法国和威廉二世德国的挑战。

美国实际上是在英国羽翼的庇护下，遵循英国制定的规则，才走完了崛起的第一步。

而美国要想成为英国霸权的继承者，也得重视欧亚大陆这个世界舞台的主战场。

但是，“二战”结束后的欧亚大陆，形势跟19世纪已经很不一样。

在拿破仑战争时代，英国凭借自己的海军优势，加上奥地利、俄国等大陆盟友的协助，就足以击败挑战者。

但随着战争规模的升级和财政消耗的扩大，到了“一战”时期，英国已经顶不住了。

它要靠美国的紧急“输血”和直接出兵，才能打赢战争。

到了“二战”，美国更是不得不直接下场，同时对抗德国和日本。

但就算这样，战后的美国在欧洲也做不到一家独大，东南欧大部分地区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

凯南讲，从“冷战”初期的形势看，苏联在欧亚大陆坐拥空间优势，距离更近，部署军事力量、输出政治影响需要的时间都更短。

因此，美国绝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和平时期就退回美洲，远程观望，等到真正的战争爆发才介入。

它需要把自己的存在感直接延伸到欧亚大陆，组建一个制衡联盟来回应苏联地位的上升。

凯南的这个判断，在当时的美国外交界又开了一个先河。

“离岸制衡”这个词，它是英国在鼎盛时期采取的外交策略。

平时不掺和欧洲大陆的权力斗争，等到威胁出现时，再利用势力均衡机制，组建军事同盟来回应，这样可以节约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

美国在“二战”结束时，也想过要模仿这种办法。

但凯南说：不行！苏联的领土、人口和经济体量，不是19世纪那些中等强国可以比拟的。

要是等苏联的威胁完全显露，再投入资源，对美国来说风险太大了。

它需要在和平时期，就维持在欧亚大陆，尤其是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存在，把对苏“遏制”常态化。

“地缘政治学”。这个概念，我们在国际新闻里经常听到，有时甚至都滥用了。

“五大工业中心”：北美、英国、西欧、苏联和日本。

这五个区域，不仅位置便利，可以影响全球海上交通线，而且具备现实的军事价值。

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都有能力生产大型舰艇、战斗机、装甲车辆等先进武器，它们是现代战争的基石。

这五个工业区，还有大量现成的机场，在陆海两栖战争中是进可攻，退可守。

美国既然不可能入侵苏联，那就应该重视英国、西欧和日本的作用，把它们发展成盟友，再让盟友分担自己的防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