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解放前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引起我们联想的大多是人民多灾多难的情景。但是，在教育史上，它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那一时期，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校长（也可说是教育家），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等，这些前辈以其卓绝的教育思想，果敢的改革措施，为中国曾经的教育辉煌做出了不朽的功勋。世易时移，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再也出现不了那样的教育大家。当然，并不是中国无教育家，无好校长，而是僵化的教育体制早把他们扼杀在了摇篮之中。尽管缺乏产生好校长的土壤，尽管新中国的大学校长们难以与前贤比肩，然而，敢于冲破重重禁区，大胆进行教育改革，能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学校长，虽属凤毛麟角，总还是有的，他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当年中国最年轻的一个大学校长。
任何教育大家，尤其是大学校长，要在教育上出点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其个人魅力的。而新中国的不少大学校长，没当大学校长前，说不定还有些个人魅力，等到一当了大学校长，马上就换成了一发付令人可憎的官僚嘴脸——高高在上，深居简出，惟我独尊，巧言令色，这些人都把校长当成了“官”做，一成了官，他们的教育生命从此就死亡了。而刘道玉却不是这样，他没有校长的官架子，和学生们打得火热。他与学生之间没有代沟，学生不仅把他看作一校之长，而且把他当作他们的朋友。一些学生，从来不称呼他的职衔，而是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这个大学校长除了经常参加学生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学生们写来的信件，其中有批评，有建议，也有他们的烦恼与要求。
也许在一些大学校长看来，刘道玉的做法太有失校长的尊严了，怎么能把自己混同于一班学生中间呢！但刘道玉的教育改革思想却正是从混同于学生中间才产生的，这正是其个人魅力所在。在和学生们的沟通中，他逐渐有了一个疑问，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能否根据自己的兴趣而转换系科和专业呢？于是他萌发了创立转学制度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在现时的大学里实行也不容易，何况是在那个计划经济统得过死的教育体制下，这更是一个禁区，那时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刘道玉首先闯了这个红灯，在没有领导部门的批准下，从1981年起，在校内实行转学制度。多么可敬的大学校长啊！这才是真正“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
转学制度一推出，特别是经报纸披露以后，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他们把这称作是“学习的解放运动”。还有北大、清华、中科大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当然这更难，在当时形势下，已非刘校长力所能及了。我想，当年受惠于刘校长这一改革措施的武汉大学学生，在他们心中肯定会存一份永远的感动。而其中一个转学的学生王小村，则更应当如此。尽管他后来被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邀请去做博士研究生，于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又被英国牛津大学脑科学研究所聘为客座教授，现为美国法摩康公司总裁。但是，如果没有刘校长当时的不拘常例，慧眼识才，王小村只不过是一个上过大学的庸人而已，说不定会落魄潦倒。
王小村是一个怪才，怪得有点离谱，可以说是“离经叛道”。他原是历史系77级学生，不安心本专业学习，却执著地对神农架的野人感兴趣，于是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经过生物学教授对他的考察，他的确掌握了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刘校长同意他转入生物系。但是，怪才又“怪”出花样甚至闹出了笑话。他不太重视课堂学习，主要精力放在野外考察和业余科学研究上，以致到了毕业时，有两门必修课不及格。按照学籍管理规定，只能发给他大学结业文凭，而不能颁发毕业文凭，更不能授予学士学位。而怪才对学校的规定并不服气，又使出了怪招，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去找刘校长。他问道：“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两者都重要，不过一般说来，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校长，你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学生自认为符合校长提出的要求。因此，希望校长特批，准予给我颁发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
怪才怪得聪明，只用了一招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就让爱才如命的刘校长作为特例，批准给他颁发了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癌肿研究所工作，人们都认为这份工作很符合他的特长。谁知，两年以后，王小村带着他新发表的论文，再一次找到刘道玉校长，提出了更加让人为难的问题。他说癌肿研究所对他不太合适，希望调回母校工作，以利于今后的发展。这个要求难度更大，因为要征得生物系领导的同意，而他们对破例给这个两门主课不及格的怪才颁发毕业文凭一直持反对态度。尽管如此，刘校长最后还是说：“我可以试一试，不知能否说服他们。”武汉大学的科研工作一直薄弱，王小村科研能力强，有创新精神，刘校长内心是同意他调回来的。但生物系领导一致拒绝接收，并说：“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把他调回来当教师，也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那只能是误人子弟。”多么循规蹈矩又高瞻远瞩的生物系领导啊！想不到对分数情结的崇拜竟然使他们明亮的眼睛蒙上了灰尘，以致分不清人才，错把瓦砾当珍宝，而把真正的珍宝当作了瓦砾，如此教授倒是不“误人子弟”，但又能教育出一些什么样的学生呢？
还是刘道玉校长有识才眼光有爱才之心。经过多次商量，刘校长还是没有说服生物系的领导。在爱才之心的驱使下，最后他决心把王小村调回来，并约请生物系的领导作了最后一次交谈，他说：“让我们观察他五年，如果他的确是个人才，那是母校的幸事；假如他成不了才，那只当在我们2200多个教师队伍中又增添了一个不合格的教师。你们可以惟我是问，我也愿意就此向你们检讨。” 王小村于1984年调回到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工作。这个怪才没有让赏识他的刘校长失望，次年他参加了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第14届肿瘤学术大会，宣读了他的论文，获得了较好的评价。会后，他被聘为英国皇家化学会的会员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海外编审委员。从此，王小村的学术生命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只是不知道那些生物系领导会作何感想。
可惜，刘道玉只当了八年的校长，过后中国的教育依然是“万马齐喑究可哀”，这话也许有点激愤，却也算是对中国教育的客观评价之一，只不过会让为中国教育高唱赞歌的人们不高兴的。不过，在那个年代，能出现刘道玉这样一个差点直追前贤的大学校长，依然让我感奋不已。在他身上，我依稀看见了民国教育先辈们的大家风范：强烈的爱国责任，迷人的个性魅力，爱才的打破常规。在新中国，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大学校长啊！让人惋惜的是，刘道玉这样一个人才，却只是一个大学校长，他主宰不了中国教育的命运。正因为缺少这样的教育英才，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就一直在花样翻新但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中随波逐流着。
“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昔日的那些大学校长都随风而逝了，现在的我们又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好校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