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确权大约是这些年来土地上正发生的一件的大事，以致周教授在书中不惜笔墨。我不曾有周教授这般的笔力，去把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只希望借着自己或深或浅的理解，大致弄清它的脉络。
借着成都一位基层官员之口，在书中周教授将确权的意义进行了介绍，其依据的是经济学家德.索托的理论，即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拥有大量得不到表达的财产。听到此论，贫穷的我似乎又唤起了希望，于是环顾四周，却悲催地发现自己身上连得不到表达的资产也没有，唯有默然。
何为资产的价值表达呢？以土地为例，城市土地的价值表达得较为充分。自从立法确认了城市土地的流转后，人们便可以通过土地（房产）的租售获得收益。而农村土地则不然，这些年来，人们达成了共识，持有农村土地后唯有受穷的份，是一件不明智的事。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村土地的权利受到了限制，或者说表达得不完全。于是乎，周教授在书中开始讨论农村土地的确权问题，似乎这样可以使得农民得到更多的财富，顺带还可以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由于历史原因，农村土地的地权并不清晰。一般而言，农村土地也分建筑用地和农业用地。建筑用地中的大头即为宅基地，宅基地所有权归集体，而农民具有使用权，目前规定，宅基地不允许在集体内部成员以外进行流转，可见其权利基本没有得到表达。反而农业用地的权利表达更为充分，其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但凭空又生出了一个承包权和使用权，长期归农民所有，且法律允许土地的使用权进行流转。虽然说农业用地的权利也受到了层层限制，表达不太充分，但聊胜于无。
既然农村建设用地权利表达最为不明，自然成了确权的重头。当然对农村建设用地进行确权也并非主动为之，而是受到了城市建设用地旺盛需求的牵引。按前节所述，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化的积极性很高，且有了三大法宝一大利器后，更是无往不利，而且周边农民在利益驱使下，卖地的积极性也很高。这样一来，有人便担心耕地流失，吃饭问题难保，于是便化了一条耕地红线，算是给城市化戴上了一个紧箍咒。
那么问题来了，一方面城市土地需求及其旺盛，一方面城市周边土地又供应十分有限，岂不是逼死大活人的节奏。好在中国人历来懂得变通，这就逼出了一个“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即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挂钩。这里的内在逻辑是，城市周边的土地虽然稀缺，但是更远农村的土地供应却是很多的，难就难在土地物理上不能移动，没法把远处的地挪到城市周边去，而“增加挂钩”则解决了这一问题，堪称乾坤大挪移。
“增减挂钩”各地的实施方式概不相同，书中是以成都周边一个县为例。该县的实施方法是，首先对农村的建设用地进行整合，例如将村民的宅基地全部收回，这些建设用地中的大部分改成农业用地，然后拿出一部分地集中建设住房和配套，用于村民居住。那么腾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全部卖给城市，得来的经费一部分用于土地改造的成本，一部分用于建设配套住房，如仍有剩余则分给村民做用，而城市则可以放手征收周边的土地。如此看来，这似乎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存在的问题仍如我们之前所说，城市的土地得到大面积的扩张，但吸引进城市的人口主要也是在那些土地上松散居住的农民，所以城市人口密度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而稍远处，宅基地被整合的村民们也挪到了高楼之上，守望着这一片的乡土却无所作为，因为这些土地的权益不明晰，权利相关人分散。事实上农村并不需要这么多的人经营土地，而城市还可以收纳更多人，如果农地的权利表达更充分些，实现更高级的流转，从而农民可以从转让土地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入，他们弃土进城也会少去许多后顾之忧。
那么，农地确权和农地入市便成为了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因为看似两头得利，但总有人相对吃亏，至于谁会吃亏，这里不再探讨。总而言之，还是之前说的那句话：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