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刚生了二胎的朋友跟我聊天，聊到对孩子的耐心和包容，他说有时对孩子太包容了又担心他以后适应不了学校和社会，到外面去磨棱角反而不放心。这类困扰在我们这些新手父母中十分常见，因为我们这代人成长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在家里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书本上读到一堆民主观念，到了学校和社会又身陷于权威体制。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不同的教育理念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它们各执一词，自圆其说，好像都特别在理，但具体运用起来，我们就会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评判和取舍。
于是，我们举起的巴掌停在空中，犹豫该不该落下；或者，我们先是发了一通脾气，后来又暗自悔恨。究竟是“爱他如他所是”还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这一代父母的内心无比煎熬。
在海量的、相互冲突的育儿信息的狂轰滥炸之下，我们心力交瘁，感觉无时不在分裂，究其原因，一是没有形成自己的观念用于支撑理性的判断；二是没有从更高的视角俯视这些观念。当我们掌握的不是孤立的观点，而是一个彼此关联的体系时，理论、实验、方法、效果就会清晰的陈列眼前，做出选择的难度也会随之降低很多。
就这位朋友的问题而言，现代的、西方的教育理念提倡为人父母者要具有“抱持情怀”，给予孩子充分的“爱与自由”，而传统的、东方的观念却不断在我们耳边威胁说：“慈母多败儿。”
在我们的社会里，“慈母多败儿”的说法由来已久，是一句妇孺皆知的民间谚语，它出自我国古代儿童启蒙读本《增广贤文》：“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可见原文的“败儿”是与“孝子”相对。后来经过民间演绎，“败儿”的概念被扩大化，又包括了不听话，不好学，职业失败，婚姻不顺等等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让父母不合心意、颜面无存、或着急上火的方方面面。当我们的文化开始就教育效果进行反思的时候，却一眼认定了是“慈”的问题。
最常被用来支持这一结论的事例，莫过于李天一。当年央视的一档谈话节目展示过李双江给儿子当马骑的照片，以说明老来得子的父亲对孩子的宠爱，后来李天一卷入强奸案，舆论又拿这张照片说事儿，认为是父母的纵容和宠溺害了这个孩子。我对这种说法充满怀疑，因为除了这张摆拍的照片以外，新闻里对李天一的描写是：夫妻二人从小对儿子进行了重点培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从这句话里，我们多少可以想见，这孩子小时候是得到宠爱多还是教训多。
所以，一个孩子长歪了，原因究竟是被爱得太多，还是被管的太多呢？僵化的父权社会喜欢用“慈母”当替罪羊，这样一方面可以轻松的推卸掉“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伸张既省心又权威的“严父”教育观。
那么，发展心理学对“慈”和“严”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武志红在《为何家会伤人》一书中说：“一个人的自我评价，是心中的客体关系中，内在的父母对内在的我的评价，其基础就是我们童年时父母对我们的评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童年不仅奠定人生的人格基础，更是一个范本，我们终生都在下意识的重复着我们的童年。也就是说，一个人儿时受到怎样的对待，他一生就会得到怎样的对待；一个人有怎样的父母，他成年后的主要关系中也会出现怎样的人。孩子长大后遇到的是挑战和激励，还是挫折和打击，他是屡败屡战，还是一蹶不振，并不取决于客观现实，而是由他们的人格决定的。而他们的人格又来源于童年时期和父母的关系。与其说性格决定命运，不如说是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决定了孩子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四法印中的“诸法无我”也说的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对世间万物的认识，无非都是内心的投射。
就成人而言，我们对教育的看法，也正是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担心外部世界不能包容孩子的父母，首先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着一个缺乏善意和接纳的世界，所谓磨去棱角，是否意味着他们本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需要一些觉察和改善呢？如果以这样的主观情结为名，继而对孩子实施严厉的教育，更是正中了潜意识的下怀，其真实的目的，不过是发泄内心深处那些无处安放的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