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书不能拖延
这本书很早开始看，前几天总算看完了。中间拖的时间长了，原因一是有的部分不容易懂，读着读着会搁置，有的时候主要是拖延症，还有就是这本书放在家里或单位，只能部分闲暇时间看，在手头没有这本书的时候又开始看了另一本书。
这几个原因怎么解决呢？我想针对第一个原因，那就是迎难而上，读不懂的一读再读，或者找可以辅助理解的其他书，或者网上搜集资料，或者请教这方面的高人，如果机缘巧合能碰到的话。总之，不能因为读着费劲就搁置，这样就很容易形成第二个原因“拖延症”。
至于拖延症，需要的是有计划有压力的读书，压力从何而来？还是要及时做读书笔记。思维导图或文字记录都不错，但都要及时，不能等全书看完，因为书比较厚读书时间长的话很容易看着前边的忘了后边的。
第三个原因，在于我的读书时间不固定。上班闲了也可以读一会，晚上回到家里不忙了也可以读一会，时间比较分散。有的大部头书携带不易，就会放在办公室案头或家里床头，这样有时候会造成有时间想看的时候手头没书。白天上班忙闲不定，以后尽量保证晚上的读书时间。同时读两本书也是可以的，如果是相关的就更好，比如现在读的《万历十五年》和《晚明大变局》，两书描写的时代接近，可以互相参照、印证，也是不错的。
关键是改变第一和第二点原因，不给自己拖延的理由，尽量缩短读一本书的时间，并及时做好笔记巩固记忆。没有经过自己思路整理的读书抓不住重点，很快就会烟云模糊。
二、关于作者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观”
作者黄仁宇是湖南长沙人，曾在南开大学就读机电工程系（说来还是前辈校友)，抗战开始后从军，后又到美国攻读历史。我也喜欢历史、文学，可惜没有机缘像他那样攻读喜欢的专业。现在能够多读一些这方面的书，也算是一种弥补吧。
作者在后记中附上了一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文中写明了自己“大历史观”的初衷：“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他因为自己的经历，从军抗战、历经中西文化的洗礼，对东西方看待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心态等比较了解，感觉到“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的出来”。他认为“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也就是说，看问题不应局限在当时细节，而应该把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考量。这种长远眼光和考虑问题的方法，也正是他写作的方法。他在考证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在评估事件对历史的影响。这种思路和方法很新颖也很有意义。
《万历十五年》英译本名字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则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作者正是从明朝这样一个看起来并无大事发生的年份出发，上下古今、左右中外生发联系，从一系列细枝末节中看出历史发展的走向，找出历史本来的规律。这种方法自有他深厚渊博的古今中外历史知识打底，也有他纵横开阖的阔大思路引导。做人不可局限，做事何尝不是如此。
三、第一章“万历皇帝”
本书以小说笔法开端，从万里十五年三月的一件小事说起，引出万历皇帝对此的应对，逐渐涉及到明朝财税制度、仪礼名目、政治事件的发端等等，特别是引起后来万历“皇帝从此不上朝”的“国本之争”。
按照现代对爱情的理解，万历皇帝对郑贵妃应该是真爱，所以对他们共同的孩子朱常洵应该是疼爱有加，这成为大臣们攻击的把柄。而他的长子朱常洛只是他少年时一时兴起的产物，这“一时兴起”又背着不光彩的印迹，对他而言应该是很不愿意承认的。所以他对待长子的态度应该没有那么慈爱。而这一切不符合儒家教义，不符合皇家“立嫡立长”的原则。同时，明朝又是大臣特别是言官气焰甚是嚣张的一个时期，文官制度使得朝廷运转如常，也使得皇帝在许多事上掣肘不能如意，这就激发了所谓“国本之争”，导致万历皇帝长达三十年的“不上朝”。
关于万历皇帝不上朝，负面评价很多，说他昏庸、懒政、敛财、足疾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万历时期政局平稳，还获得“万历三大征”（一是宁夏之役即镇压哱拜之乱；二是播州之役即平定杨应龙叛乱；三是朝鲜之役即援朝逐倭之战）的成功，这应该有万历皇帝运筹帷幄的功劳在的。他不上朝也是应对汹汹非议的一种消极方法，但不上朝不等于不理政，大政方针他还是把握得住的。
说到万历皇帝，离不开万历时期的三驾马车：万历生母李太后、他的老师首辅张居正、和“大伴”冯保。李太后对万历皇帝督导极严，常会因为小皇帝的糊涂事罚跪长达几小时。在李太后的影响下，小皇帝对他的老师张居正和“大伴”冯保尊敬有加不敢稍加怠慢。张居正在小皇帝初登帝位之际，取专横的高拱而代之，并主理内外政务，在万历十年去世之前，他才是真正的主政者。而冯保虽然只是一个太监，但因自小陪伴抱持小皇帝，和小皇帝感情深厚，他又擅长在李太后面前邀功，因此深得太后和皇帝的依赖和信任，小皇帝对他是信赖又敬畏。他直做到“秉笔司礼太监”和掌印太监，也是权倾一时。
顺便说下高拱，他是万历老爹隆庆帝的帝师，所以在隆庆后期及万历初即帝位时是风头一时无两的首揆，政绩自然也有专横也是自带。据说他曾说过万历皇帝“十岁小儿如何为人主！”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可见他的专横对人主已成威胁。他对大伴冯保对小皇帝的影响多所不满，拟驱逐冯保，另一方面，新皇帝的帝师张居正也暗中和冯保结交以谋取首辅之位，所以内外交攻，高拱愕然之下被逐还乡。高拱病中写下《病榻遗言》，这成为张居正死后被万历清算的一个引子。高拱是新郑人，被称为“新郑公”，因我老家也是新郑，从小听了许多关于“高阁老”的传说，自然都是好事，其中“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六尺巷故事也曾传说到高阁老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