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题我在某位老师的论述中听过，原论断是：
基层用法家来管，严刑峻法，比如会议迟到就扣100块钱；
中层用儒家来管，承上启下的中层管理者。需要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感，如果秩序无法自行建立，则交由所谓的规则与传统；
高层用道家，道法自然是汉武帝之前统治阶层觉得比较高明的手法，这里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也是指，高层不应当再被高层们指定的规则所规则。
后来我听了易中天教授的先秦诸子的讲座，虽然里面有不少观点其实来源于冯友兰大师的《中国哲学简史》，但是他的好处在于对于现代的情况做了新的阐发，由是能够对我们有新的启迪。
哲学是认知世界的学科，世界是运动的世界，故而方法论之高义，还要看我们怎么用。
在我考虑的三段论中，法家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管理哲学，在这种模式中有一种好比战时共产主义的快感，有一种规则凌驾在所有规则之上。商鞅最后死于自己的变法，后世的演绎是他终于含笑九泉，因为自己的法令得以贯彻实施，在我看来他应该是会反省了这种凌驾万物的规则太过于可怕。
这种法家的思想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被广泛应用，江南地区的制造业尤其发达，大量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涌入，而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性教育的管理者在管理他们——通常好的管理者并不依托于商学院，而来自于天赋。法家的思想在流水线上成为利器，规则被制定，偷懒的行为不被允许而超额劳动效率可以获得奖励。
这像极了秦一统天下的情景，个体化的诉求被磨平，整个国家变成一部采用耕与战作为主题的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