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特别喜欢看电影，电影是那个年代最主要的文艺活动.电影院是县城最热闹地方，是孩子们最向往的娱乐场所:小人书、花风车、棉花糖、炒花生、米花团、吹糖人……好像小孩儿们所有的心愿都能在那个场所得到兑现。
曾几何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个电影放映员，实在不行当个售票员也行。那时候对电影院售票处的感觉，不亚于现在的银行金库，无限诱惑却苦于入室无门。最喜欢隔着门缝看工作人员印票，那样一种乐趣和刺激，大概到银行的印钞车间也不过如此吧。一张张花花绿绿的劣纸，一旦背面被盖上日期，就立马摇身一变，成了某一场电影的特别通行证了。负责给票面戳日期的是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用那种有皮带轮能调换日期的印戳，上下翻飞一通乱盖，“啪啪啪”那些票纸就一下身价百倍、可望不可及了。
检票处我认为是“守备”最森严的地方，不管多拥挤，检票员都能快而准地判断出谁的票撕了谁的没撕。如果票没撕，就很可能被从门缝里递出来，再混进去一个人。好多没票的孩子都想趁乱低着头冲进场去，结果都无一例外地被揪了回来。能翻墙进去看一场电影可真是值得炫耀的“本事”，你只有在学校里“混”得还行，才可以“拖关系”、“找路子”打听到可以翻墙的地点和时机，要不然被影院“稽查队”那五节电池的大手电筒一照住可就完了，因为他们不问你家长只问你学校和班级，还问你老师叫啥看你有没有撒谎。经常听到有邻班学生因为翻墙被电影院“控诉”到学校的，甚至翻墙时候摔断胳膊住院的也有过，这些就属于那种“没路子”的学生。
电影院还有一个令我非常仰慕的人，就是那个画电影海报的。虽然从来也没见过他长什么样，甚至不知道是男是女，但在我心中，他才是真正的“画家”！每有新电影上映前，早早的就有油彩手绘的海报，高高的挂在影院二楼阳台栏杆上，吸引放学路过的孩子们驻足欣赏，激烈讨论，凭着海报上的图画猜测电影的精彩程度，计算着海报下边的上映日期是星期几。
其实周几上映并不重要，因为每个电影都要连续放映三四天才流转走，所以就算有晚自习，两头总能赶上一个周末。我感到比较幸福的，就是每个电影上映，父亲都会领着我们全家去看。后来我给父亲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有两类电影不要带我去看，一类是文化大革命题材的，好人总被四人帮迫害；一类是清末时期的，中国人老是落后挨打被欺压。我说看着气人，心里难受。父亲听了笑了，慈爱地摸了摸我的头。那次他们去看《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联映，我硬是一个人留在家里没去看，两个姐老是拿电影当中的精彩情节逗我、眼气我，特别是她俩都学会了叠电影中的手娟老鼠，让我很是不服气。
还有一类电影，我忘了给父亲说了，后来就吃了大亏。有一次父亲到电影院斜对门的二门诊值夜班，他把我一个人领去看电影，等值完班来接我。结果他也没看海报，那天放映的是香港朱虹版的《画皮》。等父亲下班来接我的时候，我正吓得出溜到座位下边。影院内灯光昏暗，父亲见座位上没人，以为我已经走了，就先回去了。留下“孤苦伶仃”的我，一直等到电影散场人走完了，也没等到父亲，只得又强撑着胆自己回家。一路上黑咕隆咚的只有我一个人，脑子里全是电影上的恐怖情景，总觉得有人在后边跟着我，吓得我头皮发麻后背发凉，情急下我掏出喊操的哨子边吹边跑，壮着胆子一路狂奔，等到进了家门，就两腿一软瘫倒地上，，，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夜里都只敢开着灯睡觉，并且直到现在，我都再也不看恐怖类型的电影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电影保持着深厚的兴趣，因为电影是那个年代的唯一主流文化生活。每当头一晚上看过一个新电影之后，第二天总是特别积极去上学，早早吃完饭就来到学校教室门口，见住同学就开始挨个问“你看了木有？你看了木有？”对没看的人是嗤之以鼻的，看过的几个很快就会扎成一堆，眉飞色舞地开始讲述电影中的情节，模仿人物对白和动作，看谁记得清，看谁模仿的像，谁也不服气谁。我后来走路一直都有点“外八字”，被母亲唠叨了好长时间，就是因为在模仿卓别林的时候我比他们都模仿的像。
再也没有比学校包场看电影更开心的事了，比过年还开心，整个剧场里都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知道多少分贝！最兴奋的是不用按教室里的座位就座，可以装作无意地跟喜欢的女生坐在一块儿。土豪一点的，还可以请女生吃一包瓜子。被炒的极香的瓜子，用纸包出来一个漂亮的长长的尖，（长大才知道包那么尖是为了少装点瓜子还让包看着大）一位大妈用洗脸盆端着满满的瓜子包，拿手电筒照着，不停在走廊里转悠，考验着学生们口袋里的零钱。当然，包场看电影的后遗症不仅是口袋里的零花钱没了，还有令人憎恨的需要上交的观后感！
每到暑假，我都被送到程湾农村的姥姥家度过，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摸树猴（在树上捉迷藏）、挎沫子（挖草皮倒进粪坑沤粪）、上山打树疙瘩根（冬天烤火用）、捅马蜂窝、到河里洗澡打水仗捉鱼，，，这些项目往往我都比不过他们，常常被他们嘲笑我这个“城里白娃”。但是，说到电影，他们就只有张着嘴、瞪着眼听我讲的份了，这是我最能找回面子的机会。
也有放映队偶尔到农村放电影，有公益的，也有谁家有喜事请来的。那场面那可就＂相当＂大了，方圆几十里的村子都能得到消息，人们步行也都要赶过去看。最好的位置当然早被主场的村民们用板凳、甚至用坷垃蛋都占住了。外村的，或者来的晚的，有的坐在墙头上，有的爬到树杈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直接坐在银幕的背面，看着左右相反的画面，不过也照样清晰，不影响欣赏效果。
电影《上甘岭》我就是和村里这帮孩子一起，跑了十几里路到邻村看的。后来在讨论到“一条大河”这首歌的时候，这帮熊孩子硬要说，是那个女战士给一群男战士唱了一首歌，然后这群男战士又还给这个女战士唱了一首歌，，，这都什么呀，我义正词严地对他们说：本就是一首歌，有领唱部分，有合唱部分，根本不是两个歌！可是我的观点只招来所有孩子的讥笑，没有一个支持我的。后来在学习到哥白尼因为坚持日心说被教会烧死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同身受。
儿时的好多记忆都与电影有关，电影是那个时代最主要的文化活动和精神食粮。最受欢迎的杂志是《大众电影》，我老念成“大家电影”，被两个姐耻笑；那时候的流行歌曲都是电影上的插曲；收音机里有一档节目叫做“电影录音剪辑”；生平第一次追星、我的“梦中情人”是那个叫龚雪的演员，，，岁月无痕，往事有情，时光的流水可以带走许多记忆，但儿时关于电影的种种场景，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上次回家的时候，老电影院已被拆建开发，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值得欣慰的，听说在开发后的二楼还保留了电影院。但是我非常遗憾，没有在拆建前给老电影院拍张照片，永远留在手机里。但是在我心中，永远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电影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