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请你不要再唱那些无聊的歌谣
请你不要再唱那些无聊的歌谣
理想的世界就躲在你的梦里面
——五条人，《世界的理想》
第二个属于“乐队的夏天”结束了。在最终的“Hot 5”名单中，来自广东汕尾海丰县的“五条人”不负众望地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有人说，不论最终赛果如何，五条人本身的热度早已经超越了《乐夏》节目本身，他们带来了真正的流量，也成为了真正的赢家。随着他们在这个节目中的不断被淘汰，和不断被复活，乐迷们和观众们戏称这是一个“捞五条人的夏天”。而这一天，距离仁科认识阿茂已经有17年，距离他们第一张专辑《县城记》的发表也有11年。
与人们以为的从默默无闻到一步登天不同，五条人早在第一张专辑发表时就获得了圈内的巨大关注，也曾在2010年和2013年陆续获得华语音乐传媒大奖颁发的最佳民谣艺人奖和最佳乐队组合奖，然而一直要到2020年，通过爱奇艺自制的综艺“乐队的夏天”才真正走入大众的目光范围。在这档节目中，他们在第一轮比赛里就因为临场改变计划，唱了一首观众听不懂的方言歌曲而被淘汰。然而由于在投票完成后的交流环节中金句频出，反而比其他获得高分晋级的乐队更加出彩，甚至在播出当天冲上了新浪微博的热搜，成为了这季节目中第一支“出圈”的乐队。在意外登上热搜的这天晚上，仁科和阿茂却躲在好友、乐评人张晓舟的家中，“窝在沙发上读齐泽克的书”。
彷佛是一场迟来的春天，在社交网络中突然开始流行听五条人的歌，或者号称给五条人投票。在爆火的同时，也有人质疑，说他们的娱乐性远远大于了艺术性。因为在节目中，但凡五条人出场，一定会发生一些状况外的事情，赚足观众的眼球。穿人字拖表演，指挥大众乐迷一起合唱，用塑料袋装奖杯等等不一而足。人们期待五条人，显然不完全是为了听他们的歌，更因为他们“有梗”。仁科在采访中坦言，“如果他们喜欢我们的音乐，当然很好；但如果不是，也没关系，希望他们同样能从我们这里收获快乐”。与此同时，他在随身携带的，用于记录音乐灵感的手账中，写下雅克德里达的名言作为对这种声音的回应，“我保持，甚至坚持，电影主要是一种娱乐消遣的艺术，真的一定要让它保持这一点。”
某天早晨起来 我发现我死于忧郁
我的朋友告诉我 鬼才相信你
但我知道这是真的 于是我就开始 开始准备我的葬礼
时间是早上九点
——五条人，《时间是某天上午》
2006年，20岁的仁科写了《时间是某天上午》，这首歌的歌词展示出了与人们对他们的印象所完全不同的浪漫主义气质。阿茂说仁科是一个诗人，张晓舟则说五条人将在202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拉斯说这是文学死去的那一年”。
五条人来自草根，但并非没有文化。他们可以在节目里随口讲述博尔赫斯的理论和达达主义的艺术主张，喜欢看库里图里卡和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先锋派电影，读难读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然而他们从来不刻意在歌曲中表现所谓的“文艺“或者所谓”民谣的诗意“。仁科甚至在2017年参加”一席“演讲时，不无嘲讽地说，”民谣的诗意，摇滚的诗意，迪斯科的诗意，究竟是不是一个诗意？有时候你觉得诗意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恶心“。
1878年，伊生于海丰
1933年，佢死于香港
1934年，其葬于惠州
——五条人，《陈先生》
他们从来不愿意被局限为是一个方言乐队，语言是音乐叙事性的一种载体。从《县城记》的海丰方言，到《广州姑娘》的塑料普通话，他们讲述哪里的故事，就用那里的语言。在歌曲《陈先生》中，他们更是用三种语言完成了这首只有三句歌词的作品。讲的是海丰人陈炯明，逝于香港，葬于惠山，对应的三句歌词分别用海丰话，粤语，惠州话完成，将他们的音乐理念展示地淋漓尽致。
五条人把演出本身当成一个作品。在演唱《像将军那样地喝酒》时，会穿着戏服，也理所当然地真的在喝酒；在乐夏复活赛上表演《阿珍爱上阿强》时，突然跳到台下的人群中一起大合唱，并要求在音源的演唱者一栏里加入“大众乐迷“，因为这是他们共同完成的作品；在《彭阿湃》里，用舞台剧的形式讲述了海丰出生的革命烈士彭湃被捕杀害，而围观者麻木为看客。他们会把话筒交给台下的观众来演唱歌曲的高潮部分“而那些农民被吓得嘴阔阔“和”而那些上海的大官则笑得嘴阔阔“，充满了鲁迅式的讽刺。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和观众的关系，一种来自于底层的力量成为一种纽带连接着彼此。他们具有着古希腊式的酒神精神，表演常常表现得狂热和不稳定，继而爆发出生命的精彩。这种狄奥尼索斯精神，正如尼采所阐述的那样，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
我在路上碰到一个老盲人
他说他从十四岁开始眼睛就瞎咯
但是最美丽的风景
最美丽的风景已在他的头脑里
——五条人，《一些风景》
Part 2 立足世界，放眼海丰
你要跟我一起走吗 有辆车在等我
马上就要载我 离开这个县城
我想带你去外面逛逛啊
看看这个世界 究竟有多大
你可别嫌我这辆车 太过旧 太过破
——五条人，《海风》
在这个夏天的爆火之后，新的粉丝们在“考古“时意外地发现，原来早在2019年他们就登上过CCTV的纪录频道。在一档介绍中国民谣乐队的系列纪录片《踏歌行》里，曾经专门用一个篇章来讲述“五条人”的成长故事。在开场白中，编导这样介绍着这支彼时大众还非常陌生的乐队和他们的表演现场：“这是一场身份的表演，阿茂和仁科在舞台上，上蹿下跳，絮絮叨叨，荒腔走板，深情款款地讲述着他们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个叫做海丰的县城，那个无数人共有的身份，小镇青年。”
1986年，仁科出生在汕尾乡下的捷胜镇。小学四年级，父亲做生意赔了本，全家躲债去到了汕尾下属的海丰县。在后来的采访中，仁科回忆了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小县城: 不上学，跟堂哥在街上捡烟盒玩游戏，听外地来的流浪歌手唱歌，“唱一下午挣8块钱，付了5块钱的电费“。而在2019年录制《踏歌行》时，彼时记忆里的小镇早已变了样。祠堂拆迁没有了踪迹，一栋楼里住了过去一个乡的人。
小镇的生活成为了他们创作最初的灵感土壤，于是他们的歌里天然有了乡土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和所有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小镇青年们一样的，面对时代快速发展时“想要出去闯一闯“的躁动，以及回过头来才惊觉记忆里故乡里故人故事渐行渐远的彷徨。这是时代之交的中国沿海城市，在这里，有人唱白戏，有人唱KTV，也有人骑着摩托车牵头猪。
风吹过石牌桥
我的忧伤该跟谁讲
天空挂着一轮红月亮
她来自梦幻丽莎发廊
——五条人，《梦幻丽莎发廊》
年长仁科6岁的阿茂则是土生土长的海丰县人，高中的时候“主要听摇滚乐，听了之后，高考就名落孙山了“。吉他的琴弦终究拨不动分数，阿茂决定离开家乡去广州打拼。在广州，他成了一名”走鬼“（流动小贩），业余时间跟新认识的朋友组了支名叫”四条人“的地下乐队。一场所谓的”海风原创音乐会“，阿茂认识了彼时还在中学读书的仁科。第二年，中学毕业地仁科来到广州投奔阿茂，“四条人”成为了“五条人”。
由于乐队没有收入，成员陆续退出，很快就只剩下了仁科与阿茂。那段时间，两人住在广州最大的城中村，天河区石牌桥，最多的时候一间房住11个人。白天，阿茂卖打口唱片，为了不跟他竞争，仁科则“在售书中心门口卖盗版书”。这段经历也被他们写进了作品中。
节假日的时候购书中心门口摆地摊走鬼的小贩很多很多
很多 很多
一个城管跟一个走鬼说 今天生意不错 卖了很多哦
很多 很多
卖打口碟的黑哥说 我箱子里CD很多 世界上所有音乐都有
很多 很多
卖盗版碟的阿兄说 我家里有十个孩子
很多 很多
——五条人，《很多很多》
小镇青年来到了都市，在夹缝里观察着，寻找着，谱写着属于他们的歌谣，也把其他人写进了歌谣。在五条人的作品中，有讲述发廊女与打工仔爱情故事的《梦幻丽莎发廊》，《阿珍爱上阿强》，讲述各路走鬼贩商的《很多很多》，讲述乡下宗族打群架场面的《曹操你别怕》，讲述派出所劳改犯的《道山靓仔》，更有讲述社会新闻的《初恋》和《热带》。他们总是乐于提供一个平视的视角，用白描的方式从这个阶级本身去描述和展示来自城乡结合部的知识分子们的乡土现实主义情怀。
我们所熟悉的流行音乐，有太过充沛的感情，太多的爱恨情仇，摇滚乐又有太多的批判和怜悯，太多的二元对立和“想要逃离”。所以“五条人”反而显得很可贵，当主流的视角渐渐失去了对底层文化的关注，或者仅仅是简单粗暴地掩盖或表示同情时，他们总是乐于温柔地去讲述这种矛盾，让我给你唱首歌吧。
我并不赞成简单地用“烟火气”或者“接地气”去描述和赞美“五条人”和他们的音乐，因为他们的音乐其实非常复杂，这种复杂除了他们本身之外，更多来自于他们所描述的社会现实的复杂，来自于中国社会底层文化和乡土文化所具有独特的生态文化。五条人把自己怪异的方言和更加怪异的塑料普通话，融入到了具有“塑料感”的音乐审美当中，在迷幻的音乐里表现着中国社会上升期时最广大阶层五光十色又晦暗难名的生活变迁。
也是在《县城记》中，他们写下了这句彷佛是在给自己打气的宣传语，“立足世界，放眼海丰”。用一种倒错的视角，憧憬着未来，凝视着现在，回望着过去。
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
今日啦全球化啊 明日就自己过
——五条人，《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