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耀司说：“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我向往的自由是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的更广阔的人生，那样的自由才是珍贵的、有价值的；我相信一万小时定律，我从来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灵感和坐等的成就。做一个自由又自律的人，靠势必实现的决心认真地活着。”
想要丰富的人生，就要学会自律。不管是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在某个领域中获得成就，去获得别人的认可，担负起某种责任，都需要自律。渴望变得强大是我们的本性。在这种野心的激励下，我们发挥我们的意志力，去努力克服困难，最终达到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时刻都感觉自己珍惜了时间，有所收获，变得更好，没有虚度，最终变成我们想要变成的模样。
所以，山本耀司说的自律是一个工具，而自由指代一切我们想要达成的目的，和这些目的所组成的丰富的人生。与山本耀司的观点不同，佛教想要消解这种动机，它想要劝人放弃这种“丰富的人生”。
佛教认为，我们以为的“丰富人生”并不能带给我们其许诺的快乐，反而会使我们陷入痛苦，对一切都不执著才能不痛苦，才能解脱。叔本华是这么解读的：“我们的本性使我们很想要某样东西，但是真正得到后，快乐却是短暂和稍纵即逝的，实际上就陷入了贪得无厌的圈套。一旦对某个目标所能带来的快感抱有很高的期望，那么这种快感即使在完成的那一刻让你体验到，也会迅速地消失，然后恢复平静和无聊。”
佛教说的这种痛苦存不存在，丰富的人生值不值得追求？对于这些问题，《聪明人为什么不一定快乐》这篇文章中的一个例子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在中国，学者有十几个等级，从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又分杰青，长江学者，最后到院士。而这种等级的存在让身处其中的人不自觉地就去为之努力，看到同期的同学已经是教授自己还是讲师，心里滋味想必就不怎么好受。如果盯着这个等级去努力，那么一辈子可能都在为升级而累，渐渐失去了对学术的兴趣。而且终有一天会发现，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空虚。
而另一种学者，他们并不在意自己是什么等级，只是对自己所研究的东西感兴趣，由此推动他在学术上获得一些成就，而那些等级、奖励、地位则是随之而来的附属品。即使最终没有获得这些外在的东西，他也并不觉得自己一无所获，因为他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个人觉得学者很酷，在看了一些科学家传记以后，也想要成为这样充满智慧的人。这是一种对学者身份的认同。
这里第一种动机证明，佛教的告诫并非危言耸听。
而第二和第三种动机，并不会陷入佛教所说的陷阱。佛教对一切的不执著，也可能否定了这些原本可以保留的乐趣。我相信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人生肯定是乏味的。
所以就好像，有的动机是良性且必不可少的，有的动机则是恶性的。一件事情的动机往往并非是单一的，一个人成为学者，一般是同时出于以上三种动机。在一个环境下，一种动机会不自觉地逐渐替代另一种动机。一种好的制度可以让人专注于学术本身，一种不好的制度可以渐渐摧毁一个人对学术的兴趣。
身处其中的人，如果分清这些动机的区别，就可以既学习山本耀司那样最大限度地珍惜生命，也可以防止落入佛教所说的空虚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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