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春节

母亲的春节



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父亲的春联》,登在了通州文联主办的《运河》杂志上。恰好拿到杂志是腊月二十,又快到到春节了,父亲已离世二十年,摩挲着散发着墨香的文字。可以聊慰对父亲的思念。儿时春节,父亲仿佛永远只有一项工作——俯身在雕花的小炕桌前写春联。而年前年后的所有忙碌,似乎都留给了母亲。


母亲老家是河北遵化,嫁给父亲时,父亲虽已在县城教书,但农村家中却贫穷如洗——爷爷早逝,奶奶供养两男三女,这其中包括上大学的叔叔和上师范的父亲。据说大舅来我家时,看到空荡荡的外屋和熏黑的四壁眼泪如雨。母亲自幼丧父,十五岁上疼爱自己的母亲又撒手人寰。大舅对这个唯一的妹妹疼爱有加,他叹息自己美丽聪慧的妹妹虽然嫁到了北京,却没有嫁入他所期待的好生活。而母亲却不以为然,她总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许。几年的功夫,父亲微薄却稳定的工资、母亲的勤劳再加上叔叔的帮衬,母亲便在村西口盖上了五间敞亮的瓦房。在农村,一位妇女如果是外乡嫁过来,再加上丈夫常年在外工作是很容易让人轻视甚至是欺负的,然而母亲能干、善良、孝敬奶奶,在村中赢得了很好的口碑,自然也就获得了很多人的尊重,尤其是我的叔叔和三位姑姑。

母亲刚刚嫁给父亲的那两年是颇为艰辛的,虽然婆家娘家只相隔几百里,但各种风俗却大不相同。农具不同,母亲要重新学习使用;饮食风味有别,母亲要适应新的口味并学习新的做法。春节到了,这对母亲而言是一大考验。那时的春节,厨房是每一位农妇施展技艺的舞台。而这舞台,在当时并不适合母亲。

母亲在娘家时,初中毕业后便上生产队参加劳动,家里都是大舅妈做饭。母亲那时早已没有了双亲,老嫂如母,大舅妈怕街坊邻居笑话,也是真心疼爱懂事的小姑,从来不用母亲帮忙做饭。出嫁前的母亲没有动过锅灶,嫁给父亲后,连擀面这样的家常饭食都是和奶奶新学。

可是,田地里的母亲,干起农活却是一把好手。锄地、施肥、打药、收割……样样拿得起。一般的小伙儿也未必比得上母亲。甚至她的“李快手”的绰号也不知怎的从娘家带到了婆家。记忆最深的是母亲扬场的场景。扬场是农村在联合收割机出现前的一种农活。那时,每个生产队都会有一个场院,农民们选择一个有风的时候,用木锨扬起需要脱皮的谷物。谷物借助风力将皮吹开,谷粒落下,脱粒的工作便完成了。母亲头裹一块蓝色粗布头巾,手持一把木锨,两腿前后分开站好,她一下一下将麦粒铲起,用力举起木锨,将小麦粒抛向空中,麸皮在风中纷纷飘走,麦粒如雨点落下,如此循环往复,现在想来,那完全是一次极美的行为艺术。

干得了粗重农活的母亲,做起细致的针线活也是堪称一流。油灯拨亮了,古铜色的三角形夹板夹住用碎布头粘好的千层底,母亲要纳鞋底了。她先习惯地用锥子划几下鬓角过早斑白的头发,然后再用锥子将鞋底扎透一个孔,最后用纫好粗线的针从中传穿过去。“噌——噌——”,四周一片寂静,这熟悉的声音低低的在我耳边萦绕,现在我的梦中仿佛还时时回响着这朦胧的乡曲。母亲纳的鞋底针脚细密且均匀。每个针脚微微凸起,像白色的芝麻粒,一颗颗错落有致,饱满而结实。能纳出这样鞋底的手自然能做美丽的松紧口夹鞋、暖和的骆驼弯儿棉鞋。

到了春节,母亲的身影由田间和炕头转到了外屋厨房,她要完成那些过年吃食的准备,这对于儿时的我是一种甜美的诱惑,我自然投以更为关注的目光,对于她的忙碌我才能有更深刻的记忆。现在想来,我当时并不感到母亲是辛苦的,我觉得那是一种自然,每家每户都是这个样子,每位母亲都应该是这样忙碌的,因为自我出生之后,我看到的就是母亲陀螺般转动的身影。

到了腊月二十母亲迎接过年的仪式正式开始了。

缭绕氤氲的炊烟中,母亲要准备过年的食物了,母亲不擅长做饭,不愿鼓捣吃食,她的精力主要在干活。对于食物,能吃饱即可,她的观念是,庄稼人,讲究吃仿佛是可耻的,但是过年是重要的,仪式感必须有,该讲究的必然不能比乡邻逊色,母亲要强的个性让她把不擅长的事也能做到完美。

过节的准备首先是做咯吱盒。咯吱盒是通州特有的小吃。是一种油炸食品。做起来颇需些功夫和技巧。母亲老家没有这种吃食,自然也就不会做。但母亲聪明手巧,只是嫁过来的头一年跟着大妈学习了一次,便全盘掌握。

拿出深褐色的马勺,母亲开始了做咯吱盒的第一道工序——摊咯吱,类似于现在街头的摊煎饼。面盆里放上新磨的玉米和绿豆面,掺和好调成浆,据说纯绿豆面的咯吱盒最香,但成本高,母亲总是舍不得,每次玉米面都要多掺些 。调好的浆中再放上五香粉、盐和香菜。原料准备就绪,点好煤油灯,母亲眯起眼引着一片儿玉米皮,点燃的软柴轻轻舔着锅底,映红了母亲因常年在外劳作而变得通红的脸膛。母亲再用马勺舀一勺浆,倒进锅里。一圈一圈,马勺在锅底迅速旋转,摊成薄薄的咯吱,待咯吱的边缘翘起,轻轻一揭,一张圆圆的咯吱便摊好了。咯吱薄厚均匀的程度,是衡量一位主妇技艺的最好标准,一年一年,母亲摊咯吱的技术也愈加精湛。摊好的咯吱要卷成直径2、3厘米的细长圆筒。母亲的咯吱摊得薄而均匀,自然卷起来就好操作,每次母亲在卷咯吱时都要将咯吱圆周切下的边角料一丝不差的卷进去,不能有一点浪费。圆筒卷好后,再切成一厘米左右宽的小圆饼,边上抹上面糊粘好。

儿时的我只有这时才能帮到母亲,每年母亲都让我把切成的咯吱盒的小圆饼逐一摆到盖帘儿上,有时还像搭积木一样摆到两层。过一两天后再逐一翻个个,就是这道工序,我在邻家是没有看到过的,那时权当做儿童的游戏,后来母亲才告诉我,这样咯吱盒能干得更透,炸起来更为省油。母亲却是处处勤劳,处处节俭。

炸好的咯吱盒香酥可口。母亲将他们小心翼翼的装到坛子里,装的时候,母亲会将炸得成色最好的和已经破碎的分开,待到招待客人亲戚时,将最好的拿出来摆上炕桌,剩下的残破的留给自家吃。

如果说咯吱盒看的是母亲对火候的把握,那做排叉就是要看母亲的手巧程度了。咯吱盒炸好后,母亲要利用剩下的油炸排叉了。排叉也是老北京的一种特色小吃,超市里一年四季有卖,但是大多体量很大,手艺粗糙。母亲制作的排叉6、7厘米长。三厘米左右宽,造型精巧细腻,堪称是美丽的工艺品。做排叉是我最爱在旁边观摩的一项工作。母亲先把掺有鸡蛋芝麻的面和好,醒上半晌,再反复揉上两三遍。面团光滑柔润、软硬适中,擀成均匀的薄片儿,再用刀划成6、7厘米长,三厘米左右宽的长条,两层叠放在一起,中间划上三刀,然后将划好的面片放在手心里,从一段将面片往中间划好的缝隙中钻过去,抻平,一个麦穗形的排叉就做好了。下锅过油,排叉略微鼓起大小不一的气泡,等到焦黄时捞出,母亲便又给春节增添了一道美味。

当然,母亲还要好多食物要准备,豆馅饽饽要把红豆馅捻得恰到好处,那样才能更有颗粒感;大白馒头要打上圆圆的红点,那样才能有过年的喜庆。

准备好各种食物后,腊月二十四,又到了母亲扫房的日子。

母亲的一生,盖过两次平房,买过两次楼房,房子是贯穿母亲大半生的追求。

母亲第一次盖的房子是五间,那是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我只能从父母口中通过想象脑补出他们印象最深的画面,父亲和母亲推着独轮手推车,用若干车土垫上了村西口的大坑,算是做好了地基,直到母亲老年,她拖着病痛的双腿,还会对这段艰辛记忆犹新。五间房只住了十年,母亲有了更为宏伟的心愿,她要给儿子盖更大更高更气派的房子,虽然那时哥哥才十一岁。第二次盖房是八间,那时我已上四年级,对于母亲的各种辛苦尽收眼底。父亲在县城教书,一周才回家一次,又不善与人交际,那时村中人家要盖房子可是件大事,要请人帮忙。从做工的计划安排到砖瓦木料的准备,再到给做工的人做饭做菜,直到最后的收拾休整,多是母亲一人张罗。房子盖好后,母亲的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就是这凝聚着母亲心血的八间瓦房,这座在村中可以说首屈一指的房子却住了仅仅六年,之后因为全家搬到县城以一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村里的书记,签写协议的那晚,母亲悄悄躲进西屋抹泪,那是对她半生所有汗水、所有追求、所有信念的祭奠。

搬到县城后,母亲住进了父亲学校的家属院。家属院属于公房,满打满算才两间。母亲年轻时盖了两次高大的瓦房,到了老年,却没有了自己的房子,住在家属院的年月,是母亲心理最为难过的岁月,她觉得自己突然失去了根基,全家人就像生活在一条飘摇的小舟之上。好在六年之后,父亲分了两居室的楼房,安定了五年后,哥哥面临结婚,房子哪里来?父亲说两居室也能住下,以后慢慢再说。而六十岁的母亲,,竟毅然决定支持哥哥贷款买房。我家也成了很早贷款买商品房的家庭。这在当时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魄力。


我小时候看母亲扫房,只是心疼母亲。母亲实在太能干,也太累了,尤其是八间房子的打扫,那真是一件大工程。从最东边的屋子开始,母亲早早起来,将所有能搬的家什物件一一搬到院里,大到箱箱柜柜,小到瓶瓶罐罐,院子里成了小型市场。不能搬动的则用苫布盖好。她包好头巾,带好口罩,身着长身围裙,两臂戴好套袖,全副武装,仿佛披挂上阵的将军。她拿出长把扫帚,头上包好一块针织棉布,登上高高的凳子,便开始了真正的“扫房”。八间房子,每个房间,每个角落,从房顶到四壁,从梁柱到墙角,一年的积尘彻底打扫干净。母亲平时就极爱干净,每日早晨必要早起仔细打扫房间,擦拭桌几,所有工序有条不紊,仿佛设定好的电脑程序。所以一年一次的扫房也不一定扫除多少积尘,但母亲还是极其认真虔诚,一丝不苟。打扫干净后,母亲还要糊上新的窗纸,家什用具洗刷擦拭一新,所有物件一一复原归位,这个工作要忙整整一天,后续各种细节的擦洗收拾还要延续两日。

这样忙忙碌碌到了除夕,准备年夜饭不必细说,除夕晚上在我们孩子们放炮之前,母亲还有一件必须的工作,就是给逝去的老人烧纸。每年母亲必要自己亲手剪好铜钱形状的烧纸,然后用白纸糊好大大的长方形信封,把剪好的烧纸放在里面,再用竖排字写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地址、名字,和给生者寄信的模式全无二致。到村口外烧纸的时候母亲还要念叨上半天。我十四岁上才和母亲第一次回到她的老家,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个特殊仪式的意义。

但是我总有一个心结,不能理解她。母亲为了这个家,从结婚到我十六岁全家搬到县城,母亲总共才在春节回过两次娘家。她离不开瘫痪在床的奶奶,舍不得长途的路费。搬到县城后,条件好了,母亲可以方便的乘坐大巴回娘家了,但没过几年,年长的舅舅舅妈又相继离世,深深的懊悔和愧疚曾一度长时间吞噬着母亲的内心,让她无法心安。母亲一直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兄嫂。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父亲这边的亲人。

大年正月初一开始,母亲开始给亲友们拜年。初一时给家族中的亲人拜年。初二之后开始去外村串亲戚。串亲戚前,母亲一定要精心梳洗打扮,头发要一丝不乱,衣服要整洁无皱,布面的棉鞋一定要在出门前用刷子刷去浮尘,这时,她完全已不是田地中一脚泥巴的农妇。如果赶上那位亲戚不在家,邻居帮忙去找,必要说你家来亲戚啦,是北京城里来的,快回吧。

亲戚要几天才能串完,有时亲戚来家还要母亲忙里忙外的招待。这样迎来送往,春节就渐渐地远去了。原本想着过了大年之后,能清闲几日,可是不知不觉新的一年的劳动又在等着母亲了。

母亲的春节就在忙碌中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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