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宏宇
乡村生活简单而宁静，三间矮矮的土坯房，几件简单的家具，暖暖的，陪伴着一家人，一晃儿就渡过几十年的岁月。
土房里的器物朴实无华，日子久了，却都烙上了各人的印记。衣柜和厨房是母亲的，那大大的圆桌就理所当然是父亲的了。
这种圆桌的桌腿是可活动的，支起时足够宽敞，可容一家十来口人围坐；不用时，折好桌腿可靠墙放置，不占空间。村里人因此送给它一个形象的绰号——靠边站。
我家的“靠边站”是从北大荒搬家回吉林时，父亲亲选的山里的好木料，请木工师傅为他专门“定制”的。当然，喜欢诗书的父亲也一并打了一个端方精致的写字台，可是，平时读书写字我们还是愿意选择父亲的“靠边站”。在我们，写字台是一位极方正端庄的学者，它的严肃总让人心生敬畏，而平素用来吃饭的圆桌则暖暖的，随和中散发出淡淡的人间烟火气，坐在它旁边学习，心里就会莫名地感觉踏实。
父母活计忙，一家人难有时间坐下来聊聊天，于是，每天可以全家人坐在一起的晚饭时间于我们便显得尤为珍贵。
昏黄的灯光中，父亲的圆桌洒脱轩敞地支起在炕沿边。母亲总能把素淡的食材变换出许多花样，从颜色、口味等多个角度逗引一家人的味蕾。几个小菜上桌，我们眼睛里早已伸出几百只小手，从小养成的习惯却又让我们都自觉地忍住，各自分工，给父亲烫上一壶酒，给母亲和我们盛好饭，摆放好筷子，然后静静地坐在桌旁，直到母亲用热热的刷锅水烫好鸡食，再把灶上灶下收拾停当后走到桌边。
炕上的座位固定是母亲的，烧得热热的，能有效缓解一天的疲劳。父亲捏着酒盅，握着筷子和我们聊天，偶尔抿一小口酒，却很少动筷子夹菜。聊天的内容总是不拘一格，从历史到军事到奇闻异事甚至家长里短都有涉及，无论是军国大事还是市井传闻，在父亲讲来似乎总会有几分适合我们兄妹的道理。父亲也许我们各自谈谈看法，不管说得对错，父亲都不做苛责，只微笑着点头，或沉默不语。渐渐的，我们的观点得到了父亲更多的微笑赞许，一点点小得意，便在我们的心头油然升起。
父亲高兴起来，也会即兴给我们出题，或诗词对联，或趣味算术，虽是饭桌上的游戏，却屡屡让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答对了未必有奖励，却丝毫不会降低我们的兴趣。三姐脾气最好，反应却出奇的快，父亲总在喝酒高兴时给三姐也倒上一杯：“来，三姑娘陪爸喝一杯。”三姐也不推辞，总会陪得父亲满意。三姐独有的这份优待我们几个是羡慕不来的，父亲总说：“小莉脾气温和，嘴讷，在外人面前难免吃亏，我们自家人一定要高看她一眼。”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习惯了兄弟姐妹间的忍让提携。
在父亲的圆桌上，我作为最小的女儿，其实也是很受优待的。家里杀年猪焅荤油，母亲总是故意切些小小的瘦肉，焅好后就埋在坛底，于是偶尔的，也会在清淡的菜肴中发现一块小肉，而这小肉，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福利，每每嚼上一块父母哥姐发现后，咽着口水送到我碗中的荤星，满满的幸福，便会从齿间直沁入心里。于是，于是我便常常慢慢地吃饭，直到母亲哥姐都吃好，父亲也把酒喝干，甚至饭菜已经凉掉，而我，也实在发觉这饭菜吃得无聊疲累，才肯悻悻地放下碗筷。这时，父亲方才盛一碗饭，把盘中的菜汤拨入碗中，边唠叨着“剩菜浪费，必须包了”边正式开始品尝母亲的手艺。
父亲的圆桌虽然叫做“靠边站”，却很少有真正靠边站立的时候。吃过晚饭，我们几个孩子分工捡拾碗筷，擦抹干净桌面，便围坐着看书学习。正月里，已出嫁的大姐回来了，我们也围着圆桌打扑克，虽不见什么输赢，却也因输光了我作为筹码的十根火柴棍而哭得伤心，从而惹得哥姐嘲笑了好些日子。
其实圆桌真正风光的时候却在年下。腊月二十几了，村里人陆续拿来一捆捆彩纸，我们兄妹负责将其裁成长条，父亲把裁好的条幅在圆桌上铺开，用饱蘸浓墨的大笔给乡亲们写春联、写标语。（大红纸用来写楹联贴在门侧，彩纸写成标语贴在老房子的墙垛子上，花花绿绿的，把家家户户的旧房子装扮得焕然一新。）写好的对联标语铺在炕上晾干，于是，满室墨香中，不仅父亲的圆桌变得格外神气，就连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的火炕似乎也浸染了几分文化气息。当父亲的楹联储备几乎都被写过一遍时，我们便会被要求临时拟写对联了，无论我们随口编造的对联多么幼稚蹩脚，父亲总会稍作改动，然后对仗工整地题写在乡亲们的条幅之上。
我们自家的春联标语，包括牛栏鸡架和母亲碗橱门侧的对联，都须由我们兄妹和父亲反复斟酌，年年长题常新的，唯有三代宗亲的题联是十几年不变的。而我家的祖宗联更是在别家都有的“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长明万寿灯。”和“祖豆千秋永；本支百世长。”之外，永加上一联：“继祖宗一脉真传曰忠曰孝；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读惟耕。”
记忆中圆桌的得意似乎要持续到年三十的午后，终于，在母亲热气腾腾的厨房里不断飘来各种菜香时，乡亲们的春联也写得差不多了。
年三十的饭桌格外丰盛，少有的荤素搭配，色彩丰富的菜肴满满的摆了一桌，14吋的黑白电视里重播着旧年的联欢。等候母亲坐定后，父亲总会亲手为她斟一杯热热的烧酒：“辛苦一年了，喝一杯吧。”母亲总是推辞：“不行啊，喝了酒一会儿迷糊,还有许多活儿没干呢。”父亲便也总是那句：“没事，喝多了就睡觉，别惦记干活儿，有孩子们呢。”尽管年年都是这样的对话，我们却总能在性格粗犷的母亲脸上看到一丝平素少见的娇羞和幸福。
父亲也让我们每个人都喝一小口酒，在我们呲牙咧嘴，嘶嘶哈哈地扮着鬼脸时，父亲还没有喝酒似乎就醉了，看一眼电视，再看看我们，由衷地感叹一句：“唉，一曲新词酒一杯啊！”这一声叹息中，似乎包含着无尽的满足和幸福。
时光流逝，哥姐们先后成家远去，日渐冷清的圆桌，斑斑驳驳的也脱落了好几处油漆，这时，父亲的身影，似乎又无端矮去了几分。三个人的餐桌，话题忽然变得少了许多，父亲的酒盅，总是拿起，放下，放下，又拿起，没有叹息，我却从父亲的眼睛里，看到了几丝颓唐的情绪。
当父亲的圆桌终于有一天真如它的名字一般多数时间只能靠边站立，父亲的眼里，常有一层灰蒙蒙的雾气浮起。终于，父亲连酒杯也很少再轻易拿起，而乡亲们对于写春联的热情也早被市场上装裱精美的成品对联所取代，春联题写的内容，似乎从来就没有被人们在意。
这时，唯一让父亲高兴的事情，便是正月里哥姐归来，沉寂了许久的圆桌又被重新支起。哥哥开了他从“大城市”带回的好酒，父亲握着酒杯，微笑着看我们侃侃而谈，自己却很少再发表意见。
因为，父亲知道，曾经涓涓流淌在他嘴里的故事，早与圆桌一起，融进了我们的血液，长成了父亲喜欢的习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