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文章讲述了自己与父母对选择决定权冲突的经历，所选的例子都是读者熟悉的，容易共鸣，体会到作者的努力、惊喜、失望等各种感受。结构上按照时间顺序组织，易读性很好。语言简洁。
作者：Elaine
三毛曾说：“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遥亘千里，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这是我读高三时极偏爱的一句话，写作文总要想方设法用一用。然而，我用了大学四年时间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20多年来，我仰仗父母荫蔽，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本该我挡的兵、我掩的水，都让父母做去了，遇事总有他们担着。我曾经希望，人生海海，他们能永远做我的摆渡人。然而，就在去年，美梦于一夕之间破碎了。
这个故事要从我的家庭情况讲起。18岁以前，我认为自己成长于一个自由民主的家庭，父母给了我很多自主权，他们不会像很多同龄人的家长一样样样都管、事无巨细。同时，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指导，我亦十分依赖他们，遇事经常征求他们的建议，也乐于分享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然而，读了大学之后，随着父母与我在认知上的脱节，在升学这类重大选择面前，我们之间产生了很大分歧。
高考报志愿时，我们的分歧就已初见端倪。受朋友影响，我想就专业报志愿。但爸妈坚持认为，应该就学校报志愿，能去985就不要去211，学校排名越靠前越好。周围的同学们正如火如荼地报志愿时，我们家却因为意见不统一僵持了很久，家庭氛围降到冰点。后来，我疲于冷战，妥协了。最终，我压线进入一所985高校，地域很不错，尽管压线进校，却并未被调剂，开学之初还顺利考入商科试验班，学了很多同学挤破头都想转进来的金融专业。我们收获了一个意料之外、皆大欢喜的结局。
我当时完全沉浸在我的小欢喜里，并未思索过这一次次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中的蹊跷。几年之后回看，才发现这其中有太多侥幸和运气的成分了。首先，我压线考入这所学校，简直就是走了狗屎运，因为往年我校的最低录取名次都在我之上，若我没有进入这所学校，那我将被一所地域较差的高校录取。第二，压线进入大学，选专业时只能选最冷门的，如果不是我校恰好有商科试验班的选拔机会，那我就要和我讨厌的化学过上生不如死的大学四年了，即便走常规途径转专业，那也要花三年时间，每天奔波于新老校区之间，而且只能选别人挑剩下的课。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不寒而栗。当初报志愿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步步险棋，却浑然不觉。
进入大学以后，我很快忘记报志愿时与父母之间的不愉快，我参加比赛、去外校交换、出国游学等等，爸妈都大力支持，似乎与我读高中时无异。然而，我察觉他们给予我的自由民主是有限度的，他们在“小事”上任我折腾，在“大事”上却拿捏地死死的。在他们眼中，升学和入党是唯二的两件大事。不幸的是，后来的我同时在这两件“大事”上跌了跟头。
我从大一下学期就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此后，提升绩点、学习语言、参加竞赛和暑校、做实习、写论文，各个方面都积极地开展，做的都还不错。然而直到大三下学期，爸妈仍未同意我留学，与高考报志愿时如出一辙，沟通过，冷战过，全都白费功夫。他们从未冷冰冰地拒绝过我，而是不停地说“各方面都先准备着”、“你再考虑考虑”。我真想和他们大吵一架，然而面对他们阴柔的拖延战术，我实在吵不起来，简直抓狂。我就是被温水煮的青蛙，马上就快蔫儿了。留学一事情就此搁置。
大三下学期，是升学的关键期，身边的同学们考研的考研，保研的保研，想留学的同学开始得更早，一般从大二开始就找了中介，做背景提升。只有我，犹犹豫豫。那时，爸妈明确告诉我，希望我保研，读研还是要在国内读。那时，恰逢新冠疫情爆发，留学成了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我虽仍旧放不下留学，但想到之前与爸妈的battle，“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均已耗费我大量精力，却仍旧全军覆没，如今又多了疫情这个“炸弹”，我再也提不起精神继续抗争了。所以，我向他们妥协了。但我实在没法与自己和解，我像被一头按进水里，快要窒息了。
2020年上半年，我在家上网课，只要有亲戚朋友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都说我要保研，但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做，连至关重要的保研夏令营都没参加，浑浑噩噩躺平了半年，精力全部花在了内耗上。
2020年下半年，学校复学。返校后，我好像猛然惊醒了。那段时间时常想起一句话：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恐惧驱使着我前行，我开始马不停蹄地参加预推免，这是保研最后的机会了，如果我不把握住，那就没学上了。9月中旬，我收到了几所学校的offer，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企图掩盖自己对无法留学的失望，开始幻想保研之后将要开启轻松愉快的大四生活。9月下旬，我做了最后的冲刺，争取拿到更好的offer，教育部也终于下达了推免政策，我符合所有条件，志在必得。我一边参加各种面试，一边积极准备学校的推免答辩，这场答辩将最终决定我能否拿到推免名额。
9月24日，我午睡醒来收到辅导员的微信，他遗憾地通知我，答辩没通过。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所有努力都失去了意义。人在绝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应该痛哭流涕，悲恸万分吗？可我没有，几乎无知无觉。我给爸爸打了电话，说我没通过答辩，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挂了电话，我去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我是想看一场喜剧的，然而好巧不巧，那阵子唯一的好片子是悲壮的抗战剧——《八佰》。看着战士们奋力抵抗日军，那份壮烈终于让我哭出来了。我为他们而哭，也为自己而哭。为什么他们为了保卫国土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我却连个保研都搞不定。电影散场后，我去海边散心，给最好的朋友打电话，我已忘记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他说“你不要跳海啊”。我当时应该是笑了，我是很绝望，但事已至此，我不绝地反击绝不作罢，一死了之这种事我从未想过。晚上回到宿舍，我列出能想到的所有出路，考研、考公、找工作，在网上查找相关信息，但越看心越凉。最后，我得出结论——一定要读研。
9月25日，是我的21岁生日，收到生日祝福的时候，我感到讽刺极了。大概是这一天，爸妈问起入党的事，我告诉他们我拒绝了大学最后一次成为预备党员的机会。我原以为以后读了研究生有的是机会入党，但我赔了夫人又折兵，学业和入党都泡汤了。我爸听说后，劈头盖脸对我一通指责，我直接挂了电话。心寒。
我开始做考研计划，火速定了考研目标，买了考研书。这时我爸又打电话来了，他说妈妈不同意我考研，我应该留学。当时我和妈妈已经冷战半年，我爸作为我俩之间的传话人，上传下达。那时候与爸妈之间的斗争已磨灭了我所有的意志，我打算对他们言听计从。于是我火速退了考研书，开始考察留学中介。留学确实是我几年来梦寐以求的，但保研失利，以失败者的姿态灰头土脸地走上留学路，却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十一小长假，在我所在城市最宜人的季节，我得了一场重感冒。我去理发店剪掉留了几年的长发，希望一切从头开始，一头利落的短发令我感到久违的轻快。我想，我已经够倒霉了，事情应该不会更糟糕了，那就卯足劲往前走吧。
我风风火火地敲定了中介，选校选专业，写文书，陆续投递。鉴于之前的失败经历，我不敢放松一丝一毫。虽然找了中介帮忙，但我在每个环节都做足了功课，亲力亲为。整个申请季，我都是高度紧绷的状态，由于太害怕没学上了，所以除了中介帮我申请10所学校，我自己又额外申请了两所。本以为疫情会使留学市场冷却，我能少一些竞争者，但事实与我想的恰恰相反，由于上一学年gap和defer的同学很多，加之不少申请美国的同学转而申请英国、香港、新加坡，学校录取门槛比往年高了不是一点儿半点儿。可我知道抱怨毫无意义，也无暇抱怨，当时只求有个书读。
11月中旬，痛苦驱使我加入诺言，我发现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喘息一会儿的地方。几天之后，我申请了一笔奖学金，学院里只有3个名额，我成功了。12月初，在诺友的鼓励下，我向喜欢了很久的男生表白，了却一桩心事，虽被拒绝，但我当时已经明白，我想要的不是他说“他也爱我”，而是希望他能帮我解开心结。表白后的第二天，我拿到了第一所英国学校的offer，虽然是保底校，但好歹给我了安全感。差不错在那个时候，学校出台了新政策，打算在毕业年级发展一批预备党员，我赶上了末班车。我和父母的关系竟也慢慢好转了。一切都好起来了。
手握多个offer时，我犯了选择困难症，看学校综合排名还是专业排名，随大流还是随己心。这与四年前报高考志愿时的两难境地惊人的相似，但我和父母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尊重我的想法，让我自己决定，我认为应该学着为自己负责，敢于决定，就敢于担当。我认同诺言所说的“向内看”，尽管有千万次摇摆，但还是选择听从内心。
我从父母手上接过了人生之船的小桨，勇气多了几分，畏惧少了一些。
我上岸了，总算告别了一年多的黯然。我即将再次入海，为下一次上岸争渡。
PS：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故事。我多次想要记录下来，却不知如何下笔。这次终于打开话匣，一动笔就一发不可收拾。亲爱的读者，谢谢你读完这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