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爷不是西院的二大爷，是村卫生室的二大爷。
二大爷虽然见着我还是像往常一样调侃几句，说我早上追公交车雄赳赳的，晚上回来就像个败兵似的，连脚都懒得抬。可是我的回话二大爷已经听不见了，牛头不对马嘴的唠叨几句，我继续走路，他继续摇着大蒲扇乘凉。
二大爷是村卫生室唯一的大夫，就是传说中的赤脚医生。认得几个字，看得懂药瓶上的说明，经过简单的培训，就背着药箱走街串巷的给村里人打针看病。即便医术并不高明，在交通不畅的年代里，也是村里人解决头疼脑热发烧咳嗽的唯一希望，所以在村里也有几分威望。
二大爷没有感动中国的光辉事迹，逢上有人中午或者半夜砸门求医，还会唠唠叨叨一大堆不满——二大爷有点结巴，絮叨起来尤其显得嘴碎。开药倒是体贴，从不一开好几大盒，都是用纸包包着的零散药片，两三天的用量，纸包外边写着服用方法：上边一行X片/次，下边一行X次/天。大概被二大爷诊治过的孩子，都努力的学过二大爷包药写方的方法，准备在过家家时露上一手，却每每不得章法。后来有人说，二大爷会把过期药开给病人，反正也看不到生产日期。是不是真的，无证可考。
我是从小在二大爷跟前皮大的，一直皮了快四十年，有个咳嗽感冒的小毛病去开药，二大爷准问：“安然，你怎么有恙啦？”
“您快救死扶伤吧！”
“想吃点什么呀？”
“炸酱面。”
“找打。”
早二十年，公交车从半天一趟，变成了几分钟一趟，镇医院县医院去着都方便了，病人也少了，二大爷就帮着老街旧坊的老头老太太们，对付他们的小病小痛，倒也乐得清闲，拿着政府每月补助的几千块钱，过得安安稳稳。每天搬个马扎坐在门口，穿着跨栏背心，罩个半袖衬衫，咧着少了一颗门牙的嘴，跟过来过往的孩子们答非所问的聊几句，然后用大蒲扇拍拍腿，驱赶走叮上来的蚊子。
二大爷不知道我写了这篇小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