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他的漫画雅俗共赏，从文人雅士到市井平民，无不喜爱，可谓“名满天下，妇孺皆知”。但前不久，在朴道草堂书店举办的“半步集”读书分享会上，丰子恺的长外孙、物理学家、中科院研究员宋菲君在与大家共同分享了他的外公丰子恺的轶闻趣事后，我们方知原来老先生曾有一个时期希望自己的漫画可以“速朽”。

每个画家都希望自己能留下传世之作，让自己的作品几十年几百年后仍然被人们传颂欣赏，可是丰子恺却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甚至还专门刻了一个章，叫做“速朽之作”——这事还要从初建“缘缘堂”说起。

1932年，日本发动了惨无人道的“一.二八”事变，江湾地区成了战场，丰子恺在漂泊了近20年后，被迫从上海回到了老家。回到家乡的丰子恺不久便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的艺术世界中，隐居乡间读书作画、写文赋诗……充分感受着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乐趣，与此同时，他的“缘缘堂”在故乡石门也已建成投用,更是把自己的艺术生涯推向了高峰。

然而一颗突如其来的炸弹彻底“摧毁”了丰子恺的“桃源梦”。他亲自设计的故乡居所“缘缘堂”在1938年毁于日军的炮火，看着满地的残骸，和死去的乡亲，丰子恺彻底愤怒了：日本侵略者竟然连这个世外的江南小镇也不放过！丰子恺彻底清醒，毅然将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于是开始了他举家逃亡的日子……但个中滋味，却是难以言表的酸楚。

宋菲君讲到:“据母亲说，当时日军在广西南宁登陆，浙江大学学生、教师扶老携 ，向贵州逃去。他们一家人也加入了逃难的大军。可是外公居然连路上的盘缠钱也没有，艺术家不善理财，家中竟无积蓄，最后是孩子们拿出自己每年一元的压岁钱，在了一起勉强上路。”

在逃难的路上，丰子恺为了一家人活命他不得不做一些违背自己艺术原则的事情，比如，用画来换取一辆汽车让家人搭乘，曾令他痛苦难耐。

原来，在丰子恺一家人逃到广西一个小城时，被困在当地，大家十分着急，却无计可施，只能呆在旅馆里，正巧有一个赵先生偶然看到丰子恺为旅馆老板题写的一副祝寿对联，才知道这里住着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家，是他主动上楼接近丰子恺。听到丰子恺的难处后，赵先生慷慨地说:“先生好运气啊，明天正好有一辆运油的车子开往您要去的方向，如今我让先生先走，您就说是我的亲戚就好了。”

而就在这天晚上，赵先生拿出一卷纸来，要丰子恺为他做一幅画 留作纪念。此情此景，丰子恺怎好拒绝？事后他感叹道：“为了交换一辆汽车，我不得不在昏昏灯火之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这在艺术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当晚还是执行了。”

用画换了一次珍贵的搭车机会，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少五人，安全到达目的地，全家十几人，离散多日后，在安全地带团聚。这在普通人看来是最正常不过的一件事，而对于丰子恺来说，因为是用恶劣的纸笔作画又是在昏暗的灯火中，加之无奈下的交换，却被他视为“速朽之作”。

更有甚者，还是在抗战期间，丰子恺曾画了很多描写战争苦难的漫画，种种惨状令人不忍目睹，宋菲君常听母亲提到：在她母亲上小学时，常见她的父亲画当时社会上贫苦人们的情景，母亲疑惑地问她的父亲，为什么图画老师教的都是花草风景等美好的东西，而您画的却是些蓬头垢面的穷苦人和他们的悲惨生活？每当这时候，丰子恺总是显得很无奈又只能对尚未成人的女儿浅显地解释说：“有的画并不是为了装饰和欣赏，而是让人看了可以思想，想出点意义。”

一次，丰子恺的好友来探望他，谈起有个官商在一次宴会上的评论，说丰子恺专门画那些下等人，什么车夫、佣人、乡下人，甚至叫花子也上了画，乱七八糟，简直是亵渎艺术，根本不懂得艺术。

丰子恺听了一笑置之，依然作画如常，他深知在那个时代，一个有正义感的画家，不可能不把笔锋投向社会，丰子恺是被这黑暗的社会激怒了，他说：“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痛苦相，悲惨相，残酷相，而为它们写照。” 他曾用狗和人之间的强烈对比，控诉了旧社会的痛苦生活。但他的内心却是对这些伤心的景象不愿多画的，他曾为此说道：“对社会上残酷、悲惨、丑恶、黑暗的一面，我的笔不忍描写……”由此可看出他在作这些画时，心中的矛盾、痛苦和挣扎。他的家人每当看到他在完成一幅“速朽之作”后，又总是那么忧心忡忡、闷闷不乐。

所以，他为这些画笔专门刻了一个章，叫做“速朽之作”，他的愿望是通过画速朽，而使这些景象飞快消灭，让劳苦大众尽早能过上好日子。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丰子恺无比激动，谢绝了好友们劝他定居香港的美意，搭上了回上海的末班飞机回到了祖国。特意做了漫画《胜利之夜》，描绘了他欢乐的心情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他说：触目惊心的景象一去不返了，我那些速朽之作，也可以宣告“朽“了，那些景象都变成了过去的恶梦，我真高兴啊。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正是丰子恺先生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至高无上的境界，早年曾被他称作“速朽之作”的漫画，经过百年，他的画作不但没有速朽，反而变成人民喜闻乐见的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