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这天，拜完年，人们都有种忙碌过后的懈怠感，有的找关系好的聊天，有的开始补头天晚上守岁欠下的觉，爱玩两把的开始组局打麻将掷色子玩小牌——这时候就是家教再严，对此也是许可的，只要别玩太大的输赢就行……总之，正月初五之前这几天，是人们给自己放的一个假，所有的规矩都可以松弛一下，使辛苦了一年的人们可以稍稍地放荡一下形骸了。
但是有一些人却放松不得，而是到处张罗人，开始紧锣密鼓的排练了，这就攒会的人。
“会”，全称应该是“秧歌会”，是我们那里几乎每个自然村都有的自发性组织，如果村子小，就几个自然村联合攒会。发起人都是村里能张罗事、爱张罗事的文艺爱好者，他们除了组织人扭秧歌、排练戏曲，还要挨家齐粮食或者钱，来作为会里的启动基金。他们排练不是从正月初一这天才开始的，而是从入冬农闲就陆续开始了，特别是进了腊月，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来后，排练就愈发正式了。进了正月，排练就已经进入了紧关加要的时候，因为一过破五，就要出会了。
鲁迅在《五猖会》描绘他小时候迎神赛会的情景，并引述了《陶庵梦忆》里关于明代求雨盛会的情景，虽然与我们那里的秧歌会时代不同，地理各异，缘由有别，但是情景却有相似之处:
现在看看《陶庵梦忆》，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那时却还要扮故事，而且实在奇拔得可观。他记扮《水浒传》中人物云：“……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娖而行……”
然而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称为“塘报”；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他高兴的时候，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而至于鼻尖。其次是所谓“高跷”、“抬阁”、“马头”了；还有扮犯人的，红衣枷锁，内中也有孩子……
我们那里的秧歌队伍，与鲁迅和张岱笔下的赛神会相似，所有的人都得古装戏曲打扮，踩着高跷，舞者绸面彩扇，打头的会首除了公子哥的衣帽外，头上必缠着一根红布条，后面跟着的有书生，有小姐，有丫鬟，有画白鼻梁的浪荡公子，有黑须长帽翅的清官，有歪戴帽子圆帽翅的赃官，有手持明火棍的衙役，此外，还有扮戏文的，比如《打渔杀家》或包公案，最常见的是《西游记》，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当然是大腹便便的猪八戒和手持金箍棒跳来跳去的孙悟空……不管怎么样，队伍里必不可少要有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老头比较无聊，不过头戴毡帽、额上画几道白色的皱纹，戴着白胡子，拿着一根棍子，弓着身子，走起来一颤一颤的；老太太就有意思多了，脑后戴着农村老太太常见的大疙瘩鬏，耳边戴着一朵大红花，素脸上画着夸张的红脸蛋，手拿一根挂着烟口袋的长长的烟袋锅，扭得夸张搞笑，和浪荡公子、小赃官一样在队伍里窜来窜去，调戏那些一本正经的书生小姐们，甚至还和观众频频互动……
这些参与扭秧歌的人，大都是爱玩爱闹身体灵巧的年轻人，只有会首除外，会首必须是三四十岁、有人生阅历、能言会道的人，因为他必须能根据不同合场唱不同的唱词，真正的到哪座山唱哪首歌，能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才行。
对于赛神会，鲁迅说，
“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大概羡慕他们的出风头罢。我想，我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扮犯人”的心愿的呢？……然而我到现在终于没有和赛会发生关系过。”
我呢，或许是家庭的原因吧，虽然也喜欢看秧歌，但是很少有参与其中的念头，或许是因为拘谨，抑或自卑吧。这好像是我这一生的写照:对于各种热闹，更愿意做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在秧歌队伍里，除了踩高跷的，还有别的，比如我姥家他们村的就有跑旱船，还有舞龙舞狮的，听我父亲说，他小时候看过“顶阁”，就是由一个孔武有力的壮年男子高举一个木杆，木杆顶端绑坐一个古装扮相的男童或女童——鲁迅所说的“抬阁”是不是类似的东西呢？我不知道。不过我一想到凛冽的风中那个孩子坐在那么高的地方一动不能动，任人摆布，就替他难过，所以虽然没有看到过，也不以为遗憾。
除了这些人，在秧歌队伍的最前面有个鸣锣开道的，紧跟他的是一个扛大旗的半大小子，在队伍的最后的是抬大鼓和擂鼓的人，敲镩的人，吹喇叭的人，加到一起也大约有三四十人，远远看去，也是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了。
过了破五之后，看到一支红红绿绿的队伍行进在春意涌动的田野里，并且远远地传来“嘡”“嘡”的锣声，就知道有支秧歌在出会了。
别走，我们没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