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了普陀中学对面的古得书店，我想当店员，但人家并不需要店员。就坐在那里看书，坐太久了不好意思就买一本书。和老板也没啥好聊的，虽然是个95年的小帅哥。中午时来了几个高中生，气氛才比较活跃，不尴尬。小孩子彼此间有严格的美丑排位，大人看着只是一例的可爱。我现在看高中女生也是一例的好看，只有一个化了妆的女孩子，看着太成熟了些。和她同来的另一个女孩子我很喜欢，会做手工又有商业头脑，像我的一个朋友，头发剪得极短，像我的另一个朋友——我总共两个朋友。和她加了微信。觉得微信真不好，没有微信就可以明确地知道是一期一会，加了微信有各种尴尬的可能性。说起孩子们买太宰治其实是因为《文豪野犬》，老板很失落。老板口里说着读书是无用之用，其实满心里根本就是相信读书是有用的。来了好几拨政府的人。查卫生的提了好多要求，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中国人这么金贵，不能吃没有空调的厨房做出来的东西。老板打电话走后门，对方拿店员小姐姐开玩笑。晚上让爸爸来接我回家，真是漫长的路，我坐在那里担心会不会像昨天那样晕车呕吐。外面风景真好。我可能要躁狂转抑郁了。

我有两三天没有写《惘然录》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我脑子里有美丽可爱的女孩为什么要掏出来摊在纸上，冒着完成即失去的风险。还是准备写完，毕竟小学起的夙愿，就算这次中途搁笔，以后也还得重新写，不如咬咬牙写完，死也瞑目。

《惘然录》是写实的。但我常常疑心张爱玲所看到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我只是装傻。一边写着温情脉脉的，一边很想写另一部刻薄恶毒的。这本恶毒的书，我想过要叫《了然集》，想想还是叫《酸梅子》吧。可能有人会说为什么我写的高中生这么天真烂漫，写的小学生却恶毒世故。不好意思，我还是小学生时写小学生也被老师批评说哪有那么坏的。我想孩子的恶毒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正因为是孩子，对于阴暗的事情不知道怎样闪躲，所以只能一横心迎上去。完全可以想象露露和天娇长大后就是惘然录中的人物。也完全可以想象共同的记忆露露拿来写了《酸梅子》，天娇拿来写了《惘然录》。

被十猫安利了房思琪，至今没有拿到书。看了她的视频，她讲话的方式像欧丽娟老师，软萌中有学者式的谦逊与谨慎。奇怪这么可爱的她死了我却不觉得惋惜。我也没有觉得可以义愤填膺地去声讨所谓的“李国华”。我甚至冷冷地想，如果没有这个李国华，人们现在是不是正在声讨她的丈夫，她的父母呢？

从前我们声讨自杀者，后来我们被科普了一些精神疾病的知识，于是我们转而声讨自杀者身边的亲友。我们在这种声讨中很轻易地就抛弃了“无罪推定”。毕竟“无罪推定”只是现代法治的基石，而“出了坏事一定要有人负责”则是人之为人的本能。

这里且不讨论自杀到底是不是一件坏事。只说坏事是不是都能找到责任人。其实也不必讨论，天灾人祸，天灾人祸，有太多的事真的是老天爷的锅，人，背不起。比如抑郁，抑郁是有基因的，容易患抑郁症的小孩，就像薄如蝉翼的丝绸衣服，在拥挤的公交车上衣服坏掉了，你说能怪谁？我们要揪出一个人对此负责，就像原始部落要揪出一个人为天不下雨负责。汹涌在看客们心中的不是什么正义感，只是想要逃避生而为人的无力感而已。

我还想谈谈虚构和真实的关系。在我看来，所有好的小说必然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又必然是百分之百的虚构。如果作者在写作时有一丝一毫欺瞒读者的意思，有一丝一毫的情节设计背离了她自己对人性的认识，那必然不是一本好小说。但如果她在写作时抱着还原真相的用意，那她写的是回忆录而不是小说。何况回忆也不是真实的，回忆是消极的虚构，小说是积极的虚构。她说小说改编自真实故事。说的很好，不但小说，每个人每天活着都是靠改编真实。

读《红楼梦》不必关心曹家，但她的父母却在对她的作品作索隐派的解读。我想这不会是她所乐见的。但为人父母也许必然如此。我们作为普通读者实在没有资格打探作品之外的真实。满足于作品本身吧，虚构的真实不是常常比真实更真实吗？

《酸梅子》是虚构的，一开始的那个反霸凌宣传根本就不存在，大陆目前连反霸凌的书都买不到，哪里来的宣传活动？小说中的“我”不是真的我。我用了些小技法暗示这一点，但我担心读者蠢，特在此点破。这个“我”和我本人相当接近，但是是不同的。打个比方说吧，内心深处我是不是有种族歧视呢？当然有，但我不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不是种族歧视者。但“我”就有可能表现出来。作为一个虚构人物“我”的任务是表达某一层次的真实，而不是展现人格的全貌。我对于“我”完全理解，但不是完全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