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带来由美国的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一部通览日本文化，解读其矛盾性格的惊世之作。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代表恬静淡然；“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代表刚烈残忍。作者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时至今日，她被公认为历史上最懂日本人的作者，这本书被公认为史上描写日本文化的第一书。
日本人既好斗又非常温和；尚武又非常爱美；粗暴又非常有礼貌；刻板又非常懂得变通；温顺又非常叛逆；高贵又非常粗俗；勇敢又非常怯懦；保守又热心于新鲜事物。他们的士兵既服从机器人般贴的纪律，又具有反抗性。
古怪而神秘的日本人，矛盾而复杂的性格，令人咋舌。这本书带我们探讨日本人何以成为日本民族，他们对生活怀有的基本观点、处事方法与别的民族究竟有何等迥异之处？
这里我们从全书中挑选出三个最能体现日本民族性格特点的章节，分别是社会等级制度、义务与情理、感官的世界。
（一）社会等级制度
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继承皇位。虽然经历了各种变迁，但从未破坏其社会结构，其社会模式是永不更替的。在这个社会体系中，天皇是日本统一的最高象征，超越国内的一切纠纷。
封建社会划分为复杂的阶层，秩序井然，每个人的地位凭世袭而定。日本人的座右铭是：万物各归其位，各得其所。
天皇贵族之下，有四种世袭等级：武士、农民、工、商。武士和平民（农工商）各属不同的阶层，各有其法令、规则、统治和相互的义务。武士保护农民，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年贡米作为俸禄。农民履行上缴40%的收成、承受强制性劳动的义务，受到武士的保护。以为天皇效忠为首，各个阶级相互履行义务，严守本分，谨小慎微地使用自己的权利，无条件服从上级和长辈，体恤下属和晚辈。
这是日本人所喜爱并信赖的缜密行为规范。只要遵循这些规范，就能得到保障和安全感；它允许对非法的侵犯进行抗议，并可加以调节以适应自己的利益。
说到抗议和调节，不能不提在德川统治的200多年中全国发生的至少1000起叛乱。这种叛乱都是由于种种新增赋税。忍无可忍之时，农民成群结队请愿，冒生命危险给幕府呈递状子。幕府收到状子即刻宣判，判决约半数对农民有利。多么公正仁爱的政府啊！
但是，日本人的神逻辑来了。幕府将军对农民申诉的判决并没有满足日本法律和秩序的要求。农民的抱怨也许是正常的，国家尊重他们也是可取的，但是农民领袖逾越了等级制的严峻法令，触犯了必须忠诚这一法令。不管出发点如何，也必须被处以死刑。受刑的人是农民的英雄，人们聚集于刑场，也不会暴动。行刑后会为亡者修祠，把他们尊为烈士。这就是法令和秩序。就连慷慨赴死的农民领袖也会认为，自己既尽到了维护农民阶层不受伤害的义务，也保全了对天皇和国家法令的无条件忠诚。
强权等级制下的日本，它对日常行为的最小细节及个人所谓地位都有明确规定，拿孩子出生来讲，分娩时女人不能喊叫以免让人知道，婴儿出生后头三天不喂奶，刚出生的婴儿无论怎么哭闹、也必须严格遵循授乳和睡眠时间表。日本人的克制、隐忍可见一斑。
（二）义务与情理
日本民众为什么这么服从统计者的命令，甘心压抑自己的天性而逆来顺受呢？这就要从他们的价值观讲起了。需要强调的是，日本人把“恩情债”放在生活的首要地位。
日本人觉得个人得以生于这个国家，得以如此生活，皆拜天皇所赐。一个人必须怀着无限感激之情来接受这种恩情债。人们也从身份比天皇低的人那里受恩，父母之恩，老师之恩，主人之恩，陌生人的恩情等等。父母之恩，意味着子女们任劳任怨工作，服从父母，而父母有权支配子女。老师和主人之恩，意味着将来某时候当老师、主人陷入困境时伸出援手，或在他们死后不遗余力地对亲属给予特别关照。对日本人来说，“恩”是重负，“恩的力量”远超受恩者个人意愿。
对于恩情债的回报，日本人把它们分为两种：一种是数量及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无限报恩”称为“义务”；一种是数量相当、需在特定期限内还清的，这种称为“情理”。
父母之恩和天皇之恩的报答被称为“义务”，分别称为“孝”和“忠”。相较情理，义务更像是履行与生俱来的责任。
情理则是为避免是人非议而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报答情理充满了不快。情理分为对社会的情理和对名誉的情理。
(1)社会情理包含了对近亲的责任、受恩于他人而报答的责任、同一祖先的非近亲的责任、终身对配偶的家庭履行契约义务的责任。
举例来说，年轻的儿媳对婆婆的情理尤为繁重。媳妇是以外人身份进入这个家庭，她的责任就是了解婆婆喜好，然后依此行事。通常婆婆会宣称儿媳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年轻的儿媳表面温顺，忍气吞声，忍受情理带来的折磨、痛苦。随着岁月流逝，这些温顺的儿媳不会真正变得温顺。到了晚年，她们变成苛刻的婆婆，百般挑剔儿媳的不是，享受这份情理赋予她的权利。而丈夫对岳父母的情理也很可怕。如果岳父母有经济困难，女婿必须借钱给他们，还必须履行其他契约义务。
情理的准则十分严格，必须回报。受情理所迫的人自己也觉得他不得不答应，他会说：“如果不帮助恩人，世人会说我的情理有个坏名声。”舆论的压力迫使人们违背意愿而履行情理。
(2)对名誉的情理，是保持某人的名誉不受玷污的责任。它包括：维持各种繁复的礼节各得其所，能忍受痛苦，维护自己在专业或技能上的名声。对名分的情理还要求消除毁谤和侮辱，因为毁谤使美名受损，从而应该洗雪。必要时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中国人把这种对侮辱中伤过度敏感的人称为“小人”，而日本人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是高尚理想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本人为何易怒、报复心强。
对名誉的情理既包含了这些侵犯性行为的洗雪复仇，也包含了沉着节制的行为--忍受痛苦、自我节制。妇女分娩不大声叫喊，男人勇于面对苦痛和危险。当洪水向村庄袭来，每个持重的日本人必须收拣生活必需品然后寻找高地，不许哭喊，不许惊慌失措。台风暴雨来袭时，也能看到同样的自制。这种行为是每个日本人所具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
再比如，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讲述了自己的往事：他出身于一个武士之家，但家道中落十分贫寒。小时候他的睾丸被抓伤，当医生给他做手术时，他的父亲拿着刀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你哭一声，我就让你死，至少这样死不会使你蒙羞。”
另外，所有职业上的责任也与“对名分的情理”有关。例如许多学校的校长因为学校失火而引咎自杀，尽管失火导致的天皇挂像与他毫无相干。再例如，今年的2月1日报道，日本开始撤侨后，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确诊病例增加，该名官员疑因疫情办事不利，自认为给国民带来了灾难，感到内疚而自杀谢罪。工作上出现的失误，会招致他人的不满和批评，为了挽回自己的尊严和家族的清白，以死谢罪，换取死后的名誉恢复，在日本是可敬、有意义的做法。
名誉的情理对人的严格要求从小在日本人心中播下了自我防御、恐惧失败的种子。对于竞争、攻击、羞辱，每个人都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把它当做激励，鞭策自己做不可能的事；另一种是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面对失败、诽谤和排斥时的弱点，使日本人更容易折磨自己而不是别人。他们把对拒绝的恐惧引向内心，使自身收到侵袭。
他们的观念是精神高于物质，尊严的清白和忠孝之道远高于生命。日本人过着洁净无瑕的生活，就像盛开的樱花一样美丽而静穆。而“晨浴”就是洗净别人向你投掷的泥污，只要它一直粘在身上，你就不可能纯洁。所以才会有频繁的复仇和自杀事件。这正是菊与刀的矛盾与统一之所在。日本人坚信，合理的自杀可以为他洗除污名，并在身后赢得好评。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他们书写自杀和美国人书写犯罪主题一样，都能从中得到快乐。
（三）感官的世界
听完前两个部分的介绍，你可能会觉得日本人活得如行尸走肉般，十分痛苦压抑。确实他们的生活压抑沉闷，令人窒息。但是，你再想，日本的温泉、色情行业、书画、茶道、插画、音乐、漫画，哪个不让人津津乐道呢？这正是--日本人的感官世界。
日本的道德准则极端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谨小慎微，一言一行都置于旁人这面“镜子”下，不得有任何逾越。但是，日本人认为自我欲望的满足是件好事，他们追求享乐，重视享乐，只要不干扰人生的重大事务。
他们最喜欢的身体上的小快乐是洗热水澡。吃饭、睡觉和取暖一样，既是日本人所喜爱的享乐式放松，又是一种严格的训练。日本人性格高度紧张，但他们却能轻而易举地熟睡。在军事训练中，上尉不让士兵休息，并回答：“他们已经知道如何睡觉，需要训练的是如何不睡。”日本人认为，如果能够经受住绝食的考验，体力会因精神胜利而增强。
而在性享乐方面，他们泾渭分明地把属于妻子和属于性享乐的领地分开，两个领地一样开放，正大光明。在选择配偶上，他们盲从父母而结婚，在日本婚姻的真正目的是生儿育女，以让家族得以延续。在婚姻之外，道德观允许他们供养情妇，光顾艺妓或妓女，甚至对同性恋也被认为“人情之一”。妻子并不阻拦，只把丈夫的这种行为当成次要的娱乐消遣，和搓麻将一个道理。妻子不能像丈夫那样包养情妇，却被容许ziwei。
酗酒是另一种被允许的“人的感官”。他们认为，饮酒是一种正常人不会拒绝的乐趣。饮酒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消遣，家庭以至社会都并不排斥醉酒的人。
以上的对“人的感官”的态度都源自日本的哲学思想。日本哲学认为，肉体并不是罪恶的，享受它可能带来的快乐是无罪的。日本人始终批判把恶作为一种人生观。人有两种灵魂，但不是人的善的冲动和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每个民族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温和”的时候和“粗暴”的时候，没有注定一个要上天堂，一个要下地狱。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们都是必需的、善的。
在我们看来，这种把“人的感官”快乐当做赐福似乎会导致一种自我放纵的纵欲哲学。但如我们所知，日本人把生活的最高任务规定为履行义务。他们完全接受报恩意味着牺牲个人欲望和快乐。他们认为，把追求幸福当做人生重大目标的思想是不道德的。对他们而言，幸福只是一种消遣，但如果郑重对待，以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是不可思议的。日本人经常在履行“忠·孝·情理”的义务时，感到强烈的痛苦，这是他们意料之中的。这使人生艰难，他们早有心理准备。他们总是放弃那些他们认为绝非罪恶的享乐，这需要坚强的意志，而这种坚强在日本是最受尊敬的美德。
与日本人的这种立场一致的是，他们的小说和戏剧中很少有“大团圆结局”。美国观众喜欢主角万事如意，一切圆满，希望英雄主角的美德能有所回报。日本观众则泪流满面地看着男主角的悲惨结局，可爱的女主因为命运的转折而被害。这样的情节是晚间演出的高潮，正是日本人去剧院想看到的。不需要圆满的结局，只需唤起对自我牺牲的男女主的同情和惋惜。主人公的苦难不是上帝的审判，而是表明他们为履行义务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无论是遗弃、疾病还是死亡，都未能使他们偏离正道。对日本观众来说，所有银幕上的人都在尽力回报别人对他的恩惠就够了。
写在最后：
如果你尝试去涉猎日本文化，你一定会痴迷于日本的音乐、游戏、动漫、漫画、文学、影视作品的一种或多种。对于我而言，我沉醉于日本音乐、东野圭吾的小说。日本人十分善于刻画人物内心的细节，作品中充满了自我表达的张力。在痛苦和卑微中期盼渴望，在快乐和阳光下却恐惧害怕。快乐的时候预见到悲伤，在绝望的时候升腾出希冀。这种矛盾丰富的情绪，被日本艺术家描绘得淋漓尽致。而我今天，终于稍稍理解了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生活态度。我感到很幸福。
我想，正是强加在日本上的责任义务太多，天灾人祸不减，分分秒秒相伴的痛苦让他们更多的深思。在唯一不被设限的感官世界、精神文化中自由地表达，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快乐。他们对精神层面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物质世界，一方面，精神的洁癖让他们对名誉的受损十分敏感，不惜以命相搏；另一方面，他们的精神生活无比丰富，追求心灵的修炼，对纯洁与美的渴望，才让他们创造出艺术美、精神美。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还远不止这些，喜欢日本文化的小伙伴一定要拿来细品。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生活习惯、为人处世的特性，越是理解思维方式的差异，就越能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美的体验和情感的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