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的自己，对“暴力”一词只有畏惧。惧怕老师方面的“羞辱”羞辱与“嘲讽”；惧怕同学方面的欺压与被打。可是当时的年幼，对于“犯罪”的人来说，只是一时的宣泄；对于受害者来说，会是气愤或自卑；对于旁观者来说，只是同情亦或看热闹。

直到自己在桐华的书中看到“正是因为孩子的世界太小，所以才把所有的东西放的很大，看的很重要”这句话，才恍然大悟:不论怎样，都应该对孩子多一点点爱心！

桐华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中写到老师为难女主的故事。因为当时只有女主自己待在教室，更因为女主性格孤僻学习又差，且在班里不受欢迎，被冤枉偷了某个学生的钢笔。只因为“在场”这一个“嫌疑人身份”的“证据”，老师当着全班人的面翻女主的课桌，书包，衣服兜，即便没找到，还是给她扣上“偷了东西还藏起来”的“罪名”。

“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这句话在我们幼儿园小学的时候落实的特别到位。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老师便是天，说的话是真理。即便父母跟我们老师说的相反或不同，我们也会按老师说的去做，努力捍卫老师说的话，甚至不惜顶撞父母。

刚上四年级的女孩，不懂辩解，不会反抗，只弱弱地坚定地说“我没有偷”。可对于她的老师来说，她的坚定成为了狡辩，并将它视作对老师权威的挑战。之后又一次，当女孩完成数学作业并全答对时，老师将她叫到讲台质问她是不是抄同学的作业。女孩否认了。旧账新账一起算，老师抄起讲桌上的作业本便向女生的脸抽去，边打边骂“学习那么笨，你能全作对，肯定抄来着。”年幼的女孩没有反击能力，只能被打的狼狈不堪。

当时看到这段情节时很揪心。真正犯罪的是老师，真正狼狈不堪的也是老师。

可能难以接受这种事情的真实存在。为人师表最起码表面上是“正人君子，谦谦有礼”的样子，却为何是这般气急败坏。直到我明白了这样的事情曾经也同样发生在我身上过。

“你只配当第二名”！静悄悄的正准备下课的教室回荡起气势“凶”涌的声音。被老师夺走课本，挡住出路的我，当下楞在了座位上。我的腿没动，但是我的眼珠转了，我看到四面八方投来的好奇的眼神，嘲笑的眼神，同情的眼神；我的脑子也转了，我知道，班里又多了一个笑柄，而我是当事人。那时是初三的我。

“跑步摔倒了吧，脑子也摔坏了”。为了班级荣誉我参加了月考前一周运动会上的4*100接力赛。比赛当天，我被变错跑道的赛友撞倒了，滚了一圈躺到了跑道上，磨破了手肘跟膝盖。当时高一，从县里去了市里，因为新环境的不适感，月考考的班里倒数20名（当时班里60多个人），被老师叫去谈话。

摔倒跟没考好本没有必然联系，我却被老师送了这样的第一句开场白。当时也楞了。眼珠没转，因为没有其他人听到我们俩个的谈话；脑子转了，原来老师是这样看待积极参加班级活动的同学的。

历历在目的便是这两位老师的言行了。可能也会震惊，放到他人身上也会生气的吧。可是，越长大，越明白，还好，我遇到他们晚。那时我已懂事，有最基本的是非曲直观观。最大的影响也便是当时的愤怒了。可是，越长大，越明白，如果小学生遇到这种事，留下的心理阴影会有多大，对成长又起多大的消极作用。初中的我，会把老师的话理解成“激将法”安慰自己，但再也不好好学这个老师所教的课；高中的我，会把老师想成智障，但再也不参加任何形式的班级活动，即便现在，也很少参加集体活动。不敢想象，四年级的女孩又会怎样。小说中的女主叛逆了:逃课，不听课，不在乎任何老师的态度与看法，不在乎任何同学的评价与议论。还好，她成长成一个优秀的人。若是发生在胆小的孩子的身上，会不会N年间都被“小偷，抄袭”的乌云笼罩，活在自己阴暗的封闭的自卑的世界里。

桐华自己叙述道:小时候参加大合唱，因为跟不上大家的节奏，老师怕她影响整体水平，叮嘱她，让她只张嘴，不发声。至此以后，桐华没在任何场合唱过歌。一唱歌她就会想到老师对她说的话，便再也无法开口。

“正是因为孩子的世界太小，所以才把所有的东西放的很大，看的很重要。”

在此，我希望具有老师身份的人，一定要谨言慎行。因为当下孩子的成长更多的在学校这一外部环境，老师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是示范带头作用。不仅老师，还有更多的接触孩子的人，请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