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篇第十一」16

【原文】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译文】

子贡问：“子张与子夏谁更有德行？”孔子说：“子张为仁的水准过高，子夏为仁的水准不足。”子贡说：“那就是子张更胜一筹喽？”孔子说：“过犹不及（都不可取）。”

【注释】

“子贡”，孔门十哲，善言辞，前文已有介绍。

“师”，子张之名。为人勇武而不媚俗，重德行修养。

“商”，子夏之名。孔门十哲，善文学。前文已有介绍。

“贤”，此处指有德行。

“愈”，胜过。

“过犹不及”，成语。指事情做过了头如同做得不够一样，都不可取。

【评析】

子张小孔子四十七岁，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二人都是孔子晚年弟子中的佼佼者。子贡想知道二人谁更有德行，便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虽然“过”与“不及”之所指本章并未明言，但结合《论语》的相关内容来看，应当是指为仁而言。

《论语·子张篇》第3章记载了子夏与子张关于与人交往的主张。子夏认为：“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而子张则认为：“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可见，二人的主张有很大的不同。《孔子家语》中说：“商也好与贤己者处”。就是说，子夏交人讲究实际：贤于己者则交，因其有益于我；不贤于己则拒，因其无益于我。而子张则主张既尊贤又容众，对不贤于己者也不应加以拒绝。

在《论语·子罕篇》第14章中，孔子说“欲居九夷”。有人便说那里“陋”，不开化，不适合居住。而孔子却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因为君子是有德者、有道者，是能广施教化、移风易俗而使“陋”人“陋”地不再“陋”的人。因此，君子交人不但要“尊贤”，以“见贤思齐”、提高自己，又要“容众”，以“行为世范”、导人向善。

子张所主张的“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显然更合乎仁道。但在实践中，“容众”对于仁德修养却有很高的要求。如果自身德行不固，则非但不能导人以正，反而容易被人染污。因此，子张的交人原则只适合仁德坚固的君子，并不适合普通大众。此即“师也过”之处；子夏虽也尊贤，但在交人中却只顾及自利，未顾及利人。而仁道在根本上却是要利人的。此所以“商也不及”。

曾子和子游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年龄也与子张和子夏相仿。曾子评价子张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就是说子张极为高尚，但他为仁的高度令人难以企及；子游评价子张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就是说子张之行，为常人所难及，但却不是真正的仁。可见，孔子、曾子和子游的意见基本一致，就是：“师也过”，“然而未仁”。为什么“过”就是“未仁”呢？

《吕氏春秋》中载有“子贡赎人”的典故。说的是鲁国曾有法律：如果有人赎回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可以到国库报销赎金。有一次子贡赎回了一个人，但拒绝了国家的补偿金。子贡本以为无私奉献、为国纾难是件好事，结果却遭到了孔子的严厉批评。因为鲁国是礼义之邦，人民识廉知耻。有了子贡这样一个“不受金”的标杆，就没人好意思再去领补偿金了。可是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如果“不受金”，则赎人之举便难以为继。而且即便是富人，也未见得都能舍财。因此，子贡之“不受金”看似“义举”，但结果却使得鲁国再也没人肯去赎人了。

《了凡四训》在论及子贡赎人时说：“夫圣人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就是说，圣人做事，都有移风易俗之效。其教导百姓都有能力做到，而不是只有圣人自己做得到。赎人而“不受金”，只有像子贡那样既有财力又有德行的君子才做得到，并不适合普通大众。故子贡以“不受金”之举示人就是“过”，其结果只能导致“未仁”。

子游也曾评价子夏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所谓“洒扫、应对、进退”是一种比喻，意思是说子夏一派在为人处事的“术”上做得还不错，但对于“道”的体现则不够，颇有舍本逐末之嫌。这显然与孔子“商也不及”的观点相合。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孔子才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盖君子重道，小人重术是也。

儒家尚“中庸”。所谓“中”，就是宗旨合乎仁道；所谓“庸”，就是方法可行，且行之有效。子张之行，其宗旨得乎其“中”，但方法则未得其“庸”，超出了常人的能力，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一样，都是“过”，其结果就是导致“未仁”；而子夏之行，其方法得乎其“庸”，但宗旨则未得其“中”，“不及”于仁，其结果亦必偏离仁道。是故子曰：“过犹不及”。

子夏一门后来多出法家人物，大概便是“不及”之过所致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