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格·勃兰兑斯（1842—1877）丹麦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代表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研究19世纪前期法、德、英诸国文学的流向和内因，流布甚广

这里有一座高塔，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去攀登的。它至多不过有一百级。这座高塔是中空的，如果一个人一旦达到它的顶端，就会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但是任何人都很难从那样的高度摔下来。这是每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他达到注定的某一级，预先他并不知道是哪一级，阶梯就从他的脚下消失，好像它是陷阱的盖板，而他也就消失了。只是他并不知道那是第二十级或是第六十三级，或是哪一级；他所确实知道的是，阶梯中的某一级一定会从他的脚下消失。

最初的攀登是容易的，不过很慢。攀登本身没有任何困难，而在每一级上，从塔上的瞭望孔望见的景致是足够赏心悦目。每一件事物都是新的，无论近处或远处的事物都会使你目光依恋流连，而且瞻望前景还有那么多的事物。越往上走，攀登越困难了，目光不大能区别事物，它们看起来都是相同的。同时在每一级上似乎难以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这时也许应该走得更快一些，或者一次连续登上几级，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通常是，一个人一年登上一级，他的旅伴祝愿他快乐，因为他还没有摔下去。而当他走完十级登上一个新的平台后，对他的祝贺也就更热烈些。每一次人们都希望他能长久地攀登下去，这希望也就显露出更多的矛盾。这个攀登的人一般是深受感动，但忘记了留在他身后的很少有值得自满的东西，并且忘记了什么样的灾难正隐藏在前面。

这样，大多数被称作正常人的一生就如此过去了，从精神上来说，他们是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地洞，那些走进去的人都渴望自己挖掘坑道，以便深入到地下。而且，还有一些人的渴望是去探索许多世纪以来前人所挖掘的坑道。年复一年，这些人越来越深入地下，走到那些埋藏金属和矿物的地方。他们使自己熟悉那地下的世界，在迷宫般的坑道中探索道路，指导或是了解或是参与到达地下深处的工作，并乐此不疲，甚至忘记了岁月是怎样逝去的。

这就是他们的一生，他们从事向思想深处发掘的劳动和探索，忘记了现实的各种事件。他们为他们所选择的安静的职业而忙碌，经受着岁月带来的损失和忧伤，和岁月悄悄带走的欢愉。当死神临近时，他们会像阿基米德在临死前那样提出请求：“不要弄乱我画的圆圈。”

在人们眼前，还有一个无穷无尽地延伸开去的广阔领域，就像撒旦在高山上向救世主所显示的所有那些世上的王国。对于那些在一生中永远感到饥渴的人，渴望着征服的人，人生就是这样：专注于攫取更多的领地，得到更宽阔的视野，更充分的经验，更多地控制人和事物。军事远征诱惑着他们，而权力就是他们的乐趣。他们永恒的愿望就是使他们能更多地占据男人的头脑和女人的心。他们是不知足的，不可测的，强有力的。他们利用岁月，然而岁月并不使他们厌倦。他们保持着青年的全部特征：爱冒险、爱生活、爱争斗、精力充沛、头脑活跃，无论他们多么年老，到死也是年轻的。好像鲑鱼迎着激流，他们天赋的本性就是迎向岁月的激流。然而还有这样一种工场——劳动者在这个工场中是如此自在，终其一生，他们就在那里工作，每天都能得到增益。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变得年老了。的确，对于他们，只需要不多的知识和经验就够了。然而还是有许多他们做得最好的事情，是他们了解最深、见得最多的。在这个工场里生活变了形，变得美好，过得舒适。因而那开始工作的人知道他们是否能成为熟练的大师只能依靠自己。一个大师知道，经过若干年之后，在钻研和精通技艺上停滞不前是最愚蠢的。他们告诉自己：一种经验（无论那可能是多么痛苦的经验）、一个微不足道的观察、一次彻底的调查、欢乐和忧伤、失败和胜利以及梦想、臆测、幻想，人类的兴致无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他们的工作带来益处。因而随着年事渐长，他们的工作也更重要更丰富。他们依靠天赋的才能，用冷静的头脑信任自己的才能，相信它会使他们走上正路，因为天赋的才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相信在工场中，他们能够做出有益的事情。在岁月的流逝中，他们不希望获得幸福，因为幸福可能不会到来。他们不害怕邪恶，而邪恶可能就潜伏在他们自身之内。他们也不害怕失去力量。

如果他们的工场不大，但对他们来说已够大了，它的空间已足以使他们在其中创造形象和表达思想。他们是够忙碌的，因而没有时间去察看放在角落里的计时沙漏计，沙子总是在那儿向下漏着。当一些亲切的思想给他以馈赠，他是知道的，那像是一只可爱的手在转动沙漏计，从而延缓了它的停止。

《哲学是什么》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幸福之路》、《西方哲学史》、《数学原理》、《物的分析》等。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像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世界是分为心和物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心是什么？物又是什么？心是从属于物的吗？还是它具有独立的能力呢？宇宙有没有任何的统一性或者目的呢？它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呢？究竟有没有自然律呢？还是我们信仰自然律仅仅是出于我们爱好秩序的天性呢？人是不是天文学家所看到的那种样子，是由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成的一块微小的东西，无能地在一个渺小而又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着呢？还是他是哈姆雷特所看到的那种样子呢？也许他同时是两者呢？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是卑贱的呢？还是一切的生活方式全属虚幻无谓呢？假如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它所包含的内容又是什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实现它呢？善，为了能够值得人尊重，就必须是永恒的吗？或者说，哪怕宇宙是坚定不移地趋向于死亡，它也还是值得追求的吗？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曾宣称能够做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你也许会问，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上面浪费时间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回答，也可以以一个面临着宇宙孤寂的恐怖感的个人的身份来回答。

历史学家所做的答案，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在本书内提出来。自从人类能够自由思考以来，他们的行动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赖于他们对于世界与人生的各种理论，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理论。这一点在今天正像在以往任何时候是同样地真确。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这里就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种贯穿着许多世纪的交互作用就是本书的主题。

然而，也还有一种比较个人的答案。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事物，但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很少的；而我们如果竟忘记了我们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么我们就会对许多极重要的事物变成麻木不仁了。另一方面，神学带来了一种武断的信念，说我们对于事实上我们是无知的事物具有知识，这样一来就对于宇宙产生了一种狂妄的傲慢。在鲜明的希望与恐惧之前而不能确定，是会使人痛苦的；可是如果在没有令人慰藉的神话故事的支持下，我们仍希望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忍受这种不确定。无论是想把哲学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忘却，还是自称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确凿无疑的答案，都是无益的事。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许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自从公元前600年直到今天这一全部漫长的发展史上，哲学家们可以分为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与这种区别相联系着的还有其他的区别。纪律主义分子宣扬着某种或新或旧的教条体系，并且因此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就不得不仇视科学，因为他们的教条并不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他们几乎总是教训人说，幸福并不就是善，而唯有“崇高”或者“英雄主义”才是值得愿望的。他们对于人性中的非理性的部分有着一种同情，因为他们感到理性是不利于社会团结的。另外一方面，则是自由主义分子，除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外，都倾向于科学、功利与理性而反对激情，并且是一切较深刻形式的宗教的敌人。这种冲突早在我们所认为的哲学兴起之前就在希腊存在着了，并且在早期的希腊思想中已经十分显著。它变成为各种形式，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无疑地将会持续到未来的时代。

很显然，在这一争论中——就像所有经历了漫长时期而存留下来的争论一样——每一方都是部分正确的而又部分错误的。社会团结是必要的，但人类迄今还不曾有过单凭说理的论辩就能加强团结的事。每一个社会都受着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是由于过分讲纪律与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主义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体或者是对外来征服者的屈服。一般说来，重要的文明都是从一种严格和迷信的体系出发，逐渐地松弛下来，在一定的阶段就达到了一个天才辉煌的时期；这时，旧传统中的好东西继续保存着，而在其解体之中所包含着的那些坏东西则还没有来得及发展。但是随着坏东西的发展，它就走向了无政府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新的暴政，同时产生出来一种受到新的教条体系所保证的新的综合。自由主义的学说就是想要避免这种无休止的反复的一种企图。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企图不根据非理性的教条而获得一种社会秩序，并且除了为保存社会所必须的束缚以外，不再以更多的束缚来保证社会的安定。这种企图是否可以成功，只有未来才能够断定了。

《门》

克里斯托弗·莫利（1890—1957）美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最有名的小说是《Kitty Foyle》，后来拍成的电影《小家碧玉》获得奥斯卡奖。

开门和关门是人活一世最耐心寻味的动作。在一扇扇门中隐匿着什么样的秘密啊！

人把门打开，等待他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即便是再熟悉不过的房间，时钟在里边嘀嗒作响，壁炉在暗处蹿起红红的火苗，各种意外的事情依然始料不及。管子工或许早被叫来（在你外出期间），把漏水的水龙头修理过了。厨娘或许突然来了一阵忧郁症，要求她得到种种保护。明智的人去打开前门，一定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一副来者不拒的神色。

我们中间有谁不曾坐在某间接待室里，对着琢磨不透的门的神秘镶板久久凝视？或许你正在耐心等待，寻求一份工作；或许你手头有笔什么“交易”，正满怀踌躇地把它拿下。你目不转睛地看着掌握内情的速记员体态轻盈地里一趟外一趟，漫不经心地把那扇神秘的门推来推去。而在你，门上悬着的却是命运。过了一会儿，这位年轻的女子终于说：“克兰伯里先生现在要见你。”你呢，抓住门把手的当儿，不禁闪出一个念头：等我再把门打开，结果会是什么呢？

门有多种多样。旋转的门用于旅馆、商店和种种公共场合。它们是各种活跃、匆忙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典型。你能想象约翰·弥尔顿或威廉·佩恩迈着匆忙的步子走过一道旋转门吗？还有模样怪怪的小条板门，装在失去本色的酒吧屋上，只能向外甩开，高不过肩头，却低至膝部。另有活板门、滑动门、双层门、舞台后门、牢门、玻璃门等等，等等。然而，门的象征和神秘恰恰在于它的隐蔽性能。玻璃门根本算不上门，只是窗户而已。门的意义在于它遮挡住了门里的东西，它让心悬在空中。

再说说开门的各种方式。侍者用盘子端着晚餐，用胳膊肘猛地使劲一推，将厨房门打开。在令人扫兴的书商和小贩面前，门只是犹豫地向后开去。隐蔽的门本身是一扇需要小心翼翼地推开的，脚夫却为了迎接大人物把那些橡木门哗啦推向一边。牙医的女仆一声不响，一副悲天悯人令人心悸的样子，把治疗间的门打开，尊口紧闭，示意牙医在等你就医。一大早，门哗啦一声开了，仿佛大祸临头，保姆走了进来——“生了个男孩啊！”

门是静居的象征，是引退的象征，是心灵躲进幸福的宁静的象征，或是陷入悲伤的秘密挣扎的象征。没有门的屋子不是屋子，而是一处通道。人不是群牧的马匹，狗能分辨门的敞开与紧闭。你难道没有见过一只小狗冲着一扇关闭的门汪汪叫唤吗？门是人类生活的象征。

把门打开是一种神秘的行为：打开门就会遇上某种未知的气味，某种步入新时刻的感觉，一种人类絮语的新模式。门一打开，人世间欢乐的最亮点便扑门而来：重聚、和解，久别情人的福气。即使处于悲哀之中，把门打开也会带来慰藉：它会改变并重组各种人为的压力。但是把门关上则要可怕得多。门一关上，结局便是结局了。每扇关上的门都会给某种东西带来结局。一扇门砰然关上，只能是软弱的表现。一扇门悠然关闭，往往是生活中不胜悲哀的举止。谁都知道一扇门一经关上，随之而来的便是揪心的时刻，所爱的人近在咫尺，声音清晰可辨，但是已经远隔千里了。

开门与关门是生活源源流动的一部分，生活不会静止不前，听任我们孤独下去。我们心怀希望不断地把门打开，心怀绝望地又把门关上。生命不过就是吸一袋烟的工夫，天命敲击我们，如同把烟灰磕掉。

关门是最后的抉择。门一关上，新的线弦就会绷断。再把门打开，回头走去，只是徒然的行为。“未来只是通过另一道门进入的过去。”平内罗借保拉·坦奎雷之口说出这句话，不过是强词夺理。天哪，没有另一道门可以通过。门一经关上就永远关上了。消失的时间脉搏没有另一道门可以通过。“活动的手指一写便写下了——”

不过，有一种门，我们谁都会面对的。这种关门是静静地发生的，只是门闩咔嗒响过，会打破原有的寂静。但愿人们这时会想到我们未完成的体面行为，忘掉我们犯下的过失。随后，他们再走出门去，把门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