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有关书法理论的著作，自以包世臣《艺舟双楫》为巨擘，包氏书撰刊于清道光末年，约四十年后，则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出，掩胁千古，独标赤帜，在书法界造成了极大的震撼。王壮为先生曾说他们这两部书，“对于清中叶以来，尤其是近代书法风气，影响之大，无与伦比；直至现在，凡对书法稍能感受稍能观赏的人，偶有议论，必不能离开他们两家的说法。”

这个论断，固然毫不夸张，可是，我们则更以为：这两本书之重要，不只在书法界，它们在思想史上也有极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可惜近来对这两本书的研究，非常寥落，不仅在书法艺术方面，尚少抉发；研究包世臣和康有为思想学术的学者，也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两本名着。这种情形，跟它们的影响比起来，实在有点让人难以理解。

因此，本文主要的工作，就是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为中心，探索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和意见，对《广艺舟双楫》的内容、旨趣和相关问题，稍做处理，并说明它在思想史及艺术史上的价值。

一、《广艺舟双楫》的内容

据《康有为自定年谱》，云《广艺舟双楫》作于光绪十四年戊子。这或许是指起草的时间，因为本书实成于光绪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书前《叙目》以为：“国朝多言金石，寡言书者，唯泾县包氏，釽之扬之，今则孳之衍之”。实则清朝讨论书法的名家很多，如顾蔼吉、蒋骥、蒋和、王澍、程瑶田、梁同书、吴德旋等，都有专著传世，康有为不容不知，但此处为什么却说清朝寡言书者呢？盖此处之所谓书，乃专指碑刻上的书法而说，康有为认为清朝自顾炎武开始即讨论金石，但讨论金石上的书法，则始鬯于包世臣，所以他要衍包氏之绪。这里便看出他的宗旨了。

他这本书，表面上是续人余绪，而实际上却有替金石学或书学另辟疆域的意味，从这里也可以见其端倪。至于清人书论之著名者，如梁巘《评书帖》，于历代书法，大率宗唐，而明清两朝，则盛推董玄宰张得天；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推重唐人，对清代书家多致不满，且与包世臣论书颇有龃龉。对这些著作，康有为也完全表现了一种截断众流的姿态，搁置弗论。全书二十七篇，就以这个姿态、就以这个宗旨而展开，尊碑卑唐，有雷霆万钧之势。

这二十七篇，依序是：

原书　认为文字之创造，由于人的智慧；而其演变，则来自人情畏难趋简的心理。他旁采泰西印度文字，来证明这种文字创造的原理和演变的法则。无论观念或方法，都为历来书论所未有。

尊碑　碑刻本与书法有关，故《墨池编》有碑刻一类；但论碑刻之书，往往涉于小学或史学，应归入金石范围。其论碑刻而与书学有关者，又往往成为搨本美恶、先后、得失、异同的讨论，专注于碑刻书法本身研究的，其实很少。清代在包世臣以前，只有杨宾《大瓢偶笔》八卷有此性质，其书撰于康熙四十七年。但原书杂论碑帖，随手抄撮，未经编次，道光二十七年始由杨霈（慰农）整理考校完成，故行世反在包氏《艺舟双楫》之后。康有为讨论碑刻与他们不同，因为他更提出了一套碑何以可尊、何以应尊、如何尊碑的理论。

购碑　要学碑之书法，必须购碑研究临写。本篇共举例碑刻自吴起至隋止二百六十种，要学子尽购遍临；如以为太多，则可以只临《碑品》篇所列的七十七种。他这种临碑的方法和观念，似无渊源。

体变　《原书篇》论字形的演变，本篇则论历朝字体与风格的变迁。

分变　隶与八分之辨，久成聚讼，清人专论这个问题的，有顾蔼吉《隶八分考》一卷、方辅《隶八分辨》一卷。康有为则主张文字时时变转，得旧体八分者，即可称为八分书。这种看法正代表了他通变的立场，详后文。又案：本篇与《新学伪经考》卷三下中间一段文字重复，当是《伪经考》迳采本篇入书。但此处有一重大疑问，辨亦详后文。

说分　本篇主要论篆字及汉代介乎篆隶之间的八分书。全书由本篇开始，始对历代书风有所评骘。

本汉　所谓本汉，是说书法必须以汉为本原，因为汉代书法极盛，而且以分作草或行楷中杂用隶笔，也较有奇宕高朴的趣味。

传卫　康有为在理论上主张南北朝书法只是同源分流，而非截然异派。这个源，就是汉，所以本篇举出汉代的卫凯来。认为卫瓘、卫恒和锺繇的字，都属于卫凯这个风格。南北分裂后，锺繇一派在南方发展，卫凯一派在北方发展，后世书法，都不出这两个系统。本篇一方面反对历来不重视北朝书法的现象，一方面也驳斥包世臣云后世书法只有锺繇梁鹄二系的说法。因为据包氏之说，则南北仍不统一，既违康氏“本汉”之意，也与康氏统一南北书派的企图不合。详下篇说明。

宝南　本篇先说：“书以晋人为最工”，以表示并不卑视南帖；但帖历经翻刻，早已失去本来面目，不得已，只好求诸南朝的碑。而南朝的碑又极难得，所以格外宝贵。本篇重申南北碑笔法相同之说，与上篇相呼应。

备魏　北朝碑板，莫备于魏。所谓备，是说它包容了所有的体格与意态，不仅南朝及齐、周、隋碑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后代书法之风格，也多受其笼罩。由本篇，我们可以知道：康有为虽强调南北书派笔法相同，南碑也极宝贵，但其书论主要重心仍在北魏。

取隋　有取于隋，并不是因为隋碑精采，而是为着隋碑代表了由南北朝过渡到唐朝的关键时期，可以知“古”“今”之变，见本书《唐初书法史初探》的说明。

卑唐　《广艺舟双楫》中，说帖翻刻已坏，不可学，乃沿袭阮元成说；认为唐碑也已翻磨损坏而不可学，则是他的新观念。但他之所以卑唐，原因并不止于此，主要还是因为唐代是古今书法大转变的时期，康有为主张复古，所以认为唐碑古意已漓，若学唐碑，则终身无窥见古人之日。

体系　从《说分》到《卑唐》，是康有为所说：“辨其源流”的工作；由本篇到《余论》篇，则是“择其精奇”的工作。虽然在辨析源流时，也有宗旨别择之意，在选取判断时也有源流的讨论，但其重点各不相同。择其精奇，本身乃是风格的选择问题；选择则必须依据分类。本篇便将各种书体的来源，分类叙述，说明每一种书体如何发源于两汉。

导源　本篇与上篇相配合。上篇主要讲书体《包括形构和风格表现》发源于两汉；本篇则说明唐宋名家的书法如何导源于六朝。这两篇文字，等于把我国所有书法，根据碑刻的立场，做了一次风格的分类。

十家　本篇其实即是综合上两篇的结论。他认为六朝这十位书法家，都是源本分隶而下开唐宋，各成流派的。所以这十家就像先秦学术的九流十家一样。案：《购碑》篇曾说：“若诸碑之未见，家法未熟，而遽欲言书，书乎书乎，匪吾攸闻。”碑学的家法，即是书艺的风格，十家这一篇，正是家法的详细说明。

十六宗　卷四除《余论篇》外，共六篇，都是两篇合为一组；《体系》与《导源》一组、《十家》与《十六宗》一组、《碑品》与《碑评》一组。《十家篇》，以人为家法风格之单位，本篇则以碑为单位。将碑之足堪后世宗法的，分成上三宗、中四宗、下六宗、外三宗。本篇这种分类，也是在替下篇《碑品》预作准备。

碑品　书法风格的品评，自以梁王僧虔《书录》和庾肩吾《书品》为权舆，其后则有唐李嗣真《书品后》、张怀瓘《书断》等。但这些著作都不曾讨论北朝的碑刻和书法。康有为本篇，则专论南北朝碑，分为神、妙、高、精、逸、能六等。其评价标准，一是劲健、二是古质、三是新奇。包世臣《艺舟双楫》也有《书品》一篇，但只是专论清朝的书法家，性质与此不同。

碑评　我国书法之品藻，和一般对诗歌的批评方式相同，通行评论等第和比况物象两种方法。如梁袁昂《古今书评》、唐吕总《续书评》、韦续《唐人书评》等都是比拟物象的例子。清桂馥《国朝隶品》，虽名为隶品，其实也是比况。康氏本篇，妙譬纷纶，共评碑四十六通，是我国这种批评法中分量最多的。

余论　本篇杂论南北朝碑及其笔法，兼论清人的楷书。

执笔　康有为服膺其师朱次琦“虚拳实指，平腕竖锋”之说，谓竖锋当使大指横撑而出，腕平则当使杯水置碗上而不倾。反对包世臣运指的方法，主张四指争力，执笔要低。

缀法　本篇讲运笔之法，诸如方、圆、提、顿、疾、涩、轻、肥、藏锋等，都曾叙及，并兼论纸墨。其中较可注意的是：包世臣很重视永字八法，视为古今学书之机栝，《述书》下一篇，全论永字八法。康有为则以为：“侧之必收、勒之必涩、啄之必峻、努之必战，此千古书家之公论，诸家所必同者也。然诸家于八法体势各异，但熟玩诸碑可得之”，二人对永字八法的态度不同。

学叙　本篇说明学写字的方法，主张从大字、从方笔、从字的结构开始学习。临碑则须遍临百碑，其次序也有一定，不可错误。若楷书写好了，便可以学《淳化阁帖》及宋人书，但不可学苏、米、赵、董。

述学　本篇叙述康有为自己学书的经历；其中较有意思的是他与沈曾植的讨论。沈氏是与他书法及书论最有关的人，他认为康氏书法转折多圆，不合六朝规律，这是很精粹的话。康氏虽举“郑文公碑”替自己辩解，但事实上康氏书法若能转折方劲，便不难与陈抟匹敌，这是很可惜的事。

榜书　康有为和包世臣都不同意张旭所说“大字促令小、小令展令大”的说法。《艺舟双楫．历下笔谈》篇说：“后人目为汇帖所瞇，于是有『黄庭』『乐毅』展为方丈之谬说，此自唐以来，榜署字遂无可观者也”，依他们看，榜署大字和寻常楷书完全不同，所以康有为要另辟一章来讨论。在康有为之前，像元释溥光《雪菴字要》、明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等书，也是专为写大字而设的。

行草　《原书篇》曾说：“今用真楷，吾言真楷”。《广艺舟双楫》这本书，所论以楷书为主，所以此处另辟行草一章，亦犹其书专论楷书，则为大字另辟一章也。本篇说：“简札以妍丽为主，奇情、妙理、瓘姿、媚态，则帖学为尚也”，意甚通达，也是对清末流行书风有力的批评。

干禄　为了科学而应用的文字，依康有为看，应该和艺术创作分开，所以也别立一章，以免相溷。在书法史上，自宋以来即有鄙视馆阁体的意识，但如此明确地将科举馆阁字划归书法艺术之外，还是创举。本篇对科场字的特征和演变，说明甚详。但细味其说，似乎康有为隐然有把唐以前书法视为艺术字，唐以后视为干禄字的意思，所以学干禄字，例须取径欧、赵、颜、柳。不过，为了提升干禄字的艺术层次，康有为也建议他们学北魏隋唐之碑。

论书绝句　论书论画绝句，为论诗诗之变体，清代最多。包世臣《艺舟双楫》收有论书绝句十二首，作于道光二十四年己卯；康有为续作，共十五首，算是《广艺舟双楫》的附录。

从上面我们对这六卷二十七篇的提要说明中，我们不仅可看出《广艺舟双楫》体大思精、系统周匝的特色。更可发现，笔者的诠释，颇有与一般看法不同之处。而这些，也就是下文所亟欲考辨的。

二、与包世臣《艺舟双楫》之比较

第一个有待澄清的，即是《广艺舟双楫》与包世臣《艺舟双楫》的关系。通常，我们把这两本书，像看待孪生兄弟一样，视为一类（无论是性质或内容、宗旨）。因为《广艺舟双楫》是为引申推广包世臣的意见而作，见于书名、着于序例，非常明显。可是，仔细看来，两书实有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除上文已论及者外，我们分成七点来谈：

第一、包世臣《艺舟双楫》作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与《中衢一勺》、《管情三义》、《齐民四术》合刻为《安吴四种》，咸丰元年又重刻于南京，时包氏年七十七岁。而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时，才三十二岁。《艺舟双楫》所收，以《述书》上中两篇为最早，写于四十三岁，这是包氏书法创作及见解上一大转关的一年，也是风格议论完全成熟的时期，因此，《艺舟双楫》可算是包氏末年定论。康有为则恰好相反：他光绪八年入试京师，看到石鼓文后，才开始认识金石；光绪十四年冬，公交车上书，才开始购碑研究；次年，即撰成《广艺舟双楫》，而且只写了十七天，就完稿了。老壮迟速之不同如此，固然让人惊叹康圣人的才华，但也显示了两人创作的态度和书的性质，详后。

第二、《艺舟双楫》并非包氏自己勒定的系统性论著，而是扬州柳荫庵一位性恬和尚，将所抄录的十几篇包氏论书论文之作付刻的。体兼书文，所以叫做双楫。康有为的书，虽然名为《广艺舟双楫》，其实只论书法，而且是一本体例完密、首尾粲然的系统性论著，不像包氏书，只是杂稿荟编而成的。余绍宋《书画书书录解题》，以包着入杂识类，以康着入通论类，就显示了这种体例上的差异。在当时，虽然有人嘲笑康有为写的只是“艺舟单橹”（像盛伯羲《郁华阁遗集》卷三，戏作俳谐体同云门诗：“艺舟单橹姓名扬，神逸佳能别圣狂”自注就说：“某君续《艺舟双楫》，只有书法，胡石查司马谓有艺舟单橹。”），然包慎伯的书跟他比起来，可要单薄得多了。

第三、包慎伯的书法理论，之所以形成与写作时间极长，又零碎不成系统，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理论是从实际创作过程中步步摸索而来。所以有关书法和碑帖的知识未必很丰富，但其理论则颇能与本人的书法相印证。康有为论书，刚好相反，理论性建构之意多，实证工夫则较少，所以长于理论的综摄。而且知识甚丰、用功却少，也使得他的书法无法和理论相配合，故他自己也感慨说：“惜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若以暇日深至之，或可语于此道乎！”（《述学》）。不仅如此，包世臣的书法，固然是真行篆草，无不擅长，但真正精彩的却是草书。所定《国朝书品》，只把邓石如的草书列入能品上，《自跋草书答十二问》一文又说：“草书一道，怀宁（指邓石如）笔势固如铜墙铁壁，然虚和遒丽，非其所能。尚留片席，以待来者自择所处”，这个片席之留，有人就认为是包氏以此席自居。从《艺舟双楫》的言论中看，包氏确实对草书用功很深，论书也以草书最精，且其理论多与孙过庭《书谱》相近。这与《广艺舟双楫》只论楷书的情况，大不相同。而这种内容之不同，又与碑学帖学的学习径路有关。──行草以遒丽流动为美，故必须由帖学入手；楷书以端正坚凝为主，故必须重碑刻。包康两人著作的差异，正与他们书学路线之不同，是一致的。

第四、包世臣书法得力处，在于帖学。从嘉庆四年开始，他即冥心致力于古帖。到了嘉庆二十四年，才开始对北朝碑帖用功。而此时《述书》上中下三篇重要文献，却早已脱稿了。所以，我们认为包世臣书法得力处，不在碑而在帖。包世臣自己也说：“吾书得自简牍，颇伤婉丽。”道光以来，论书法者，异口同声地说包氏是学北碑的、说他是鼓吹北碑的，其实都是误会。误会的原因有二：一、是包氏在《历下笔谈》中，对北碑书法，做了较有系统的说明；包氏以前，则尚无这样的说明。二、包氏盛推邓石如（完白），他把清朝书法家分成五品，邓石如的隶篆分真行草六种，皆列上上，并推崇为五百年来第一人；而邓氏书法，一般认为是上溯汉魏碑刻的。由于这两个原因，一般人便说包氏尊碑轻帖。实则《艺舟双楫》中找不到重碑轻帖的理论。《历下笔谈》综述历代书法之流变，原非专崇北碑；邓完白“计白以当黑，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之说（见《述书上》引），也是从刻印中得到灵感，并不一定来自北碑。包世臣虽曾认为六朝书法合乎这个道理，却也不自以为就是自己写字的方法。因此，凡误以为包氏是学北碑的人，总不免有何绍基那样的疑惑，何氏曾说：“包慎翁之写北碑，盖先我二十年，功夫既深，书名亦重，学之者相矜以为包派；然余以横平竖直四字绳之，知其于北碑，未为得髓也！”（《张猛龙碑跋》）包氏明明是帖学，当然未得北碑之髓啊！真正尊碑轻帖、尊魏卑唐的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篇》认为晋唐法帖经过一再翻刻后，面目全非，所以我们学字，应当学碑。他的论调，很像阮元的《南北书派论》。但二者也有不同：阮元把南帖跟北碑对立起来谈，尊北碑则黜南帖；康有为则主张字可以分派、南北不能分派，何况，南方也有极好的碑，像南方的“爨龙颜碑”，他就列入神品第一。一般人都说康有为力崇北碑，其实只是尊碑，并不是特别尊北。

第五、从《笔阵图》开始，学书者莫不矜言笔法。从锺繇韦诞的故事开始，到梁巘《评书帖》所说：“学者欲问学书法，执笔功能十居八；未闻执笔之真传，锺王学尽徒茫然”，执笔法一直是中国书论的重心，也是师友授受的秘密。包康二人对执笔法的讲求，就显示了这种传统的倾向。可是，执笔法在两人书学中所占的地位其实并不一样。包世臣从年幼时向曾祖父问执笔法开始，师友讲习，无不致力于此；运用黄小仲、王仲瞿的执笔法，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势。所以执笔法可说是《艺舟双楫》中唯一的重点，其他一切议论，皆环绕这个中心而展开。康有为则不然，其书六卷，上四卷历数流别、区分优劣，是全书重点；第五卷才谈学书的方法，第六卷则杂谈科举字（干禄）和招牌字（榜书）等。可见两人对执笔法的态度不同，两书的精神旨趣也不一样。包较传统，康则超越了传统。其次，康有为专谈执笔法时，意见与包亦相迳庭，《执笔篇》说：“包慎伯之论书，为后世开山，然其要归于运指，其说粗谬可笑。慎怕自称其书得自简牍，颇伤婉丽；不知婉弱之由，败绩在指，而反攻运腕之弱，不甚谬乎？”康有为主张用腕臂全身之力来写字，而且腕必须平到可以放一杯水，所以抨击包氏运指之说。其实，执笔若像剑客之握剑，则不同的剑法，便当有不同的握剑手法，怎可拘泥？沈曾植《每日楼札丛》说得好：“写书写经，则章程书之流也；碑碣摩悟，则铭石书之流也。章程以细密为准，则宜用指；铭石以宏廓为用，则宜用腕。因所书之宜适，而字势异；手腕之异，由此兴焉。”（卷八）康有为力崇碑碣，故其书法运腕；包世臣得力帖学，故惯用于指，不也是顶自然的吗？

第六、因为执笔不同，碑与帖之价值选择也不同，所以两人所述学书次序遂不甚相似。《艺舟双楫》主张先临摹唐帖，然后学北碑，写熟了，再写褚本兰亭。康有为则主张从龙门造象入手，遍临北碑，然后上通篆分以知其源，唐碑则根本不必学。至于临碑的方法，康有为也不同意包氏一本帖临写百遍，然后逐步递换，每次字数也不可太多的讲法。他要人多看，碑刻看得多了，再辨其源流，择其精奇，随意临写。如此，则临碑旬月，便可遍临百碑，而“酿成一体”。这两种不同的看法，遂形成了两本性质迥异的书。

第七、所谓性质迥异，是说《艺舟双楫》谈的主要是实际操作上的问题，《广艺舟双楫》则除了实际操作的问题之外，重点在于“辨其流派，择其精奇。”（《购碑篇》）。换言之，康有为的工作，一是历史的叙述、二是风格的划分、三是价值之判断、四是实际操作的指导。性质与包书迥不相侔。

以上这七点，都是互有关联的。根据这七点来看，《广艺舟双楫》之于《艺舟双楫》，名虽嫡子，义则开宗，无论在性质、体例、创作背景、价值取向、学习方法……等各方面，都不相同。这些不同，康有为本人未尝不知，但此时康圣人名望并不甚显（他的名气主要来自公交车上书；可是在学术上，并未获得肯定）。著书而想要流传广远，即不得不附托于像《艺舟双楫》这样的名著之下。《广艺舟双楫》又名《书镜》，称名取义，殆自吴荣光（荷屋）的《帖镜》来，也是这个道理。否则以康圣人之博雅，必不会落个“艺舟单橹”的话柄。

三、《广艺舟双楫》的思想内涵

当然，康有为之续《艺舟双楫》，也不会只是为了想让著作流传广远；他之选择包氏书，予以推衍孳乳，实有更深刻的用意。而这种用意，当然得从他的思想上去寻找。

以书论的发展情况来说，包慎伯之后，书学精深者，断推沈寐叟。寐叟为通人，康有为书中也曾屡次提及。以书法论，寐叟造诣固然在康氏之上，但寐叟书论，却远不及康氏体系完备。其实何止寐叟，古今论书之作，依我看，《广艺舟双楫》可算第一。因为它不但是第一本有系统、有条理、有历史眼光、有风格观点、有价值评估、有创作指向的完整著作，而且全书还洋溢着通变的哲学立场，表现了作者本人思想的特质。

所谓通变，是就其历史条贯而说的。史家贵在通古今之变，本是我国史学的传统，晚清公羊家尤邃于此义。例如龚定庵的《尊史》《古史沈录》，不仅认为六经皆史，更主张诸子皆史；不仅强调人要观世之变，更呼吁改变法制以应变，所以他又自称为后史氏。梁启超就学南海时，康有为也即教以史学，故梁氏后来自称为新史氏，致力于史学的改造。至于魏默深《武进李申耆先生传》，甚至说乾嘉朴学巨子们把史学排除在经学范围之外，是“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途”。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羊三世之说，本来即蕴涵了历史发展变迁的观念，而且通变与改制又是不可分的，凡公羊无不讲改制变法、讲三代因革、要废古制而用今学。康有为《日本书目自序》说：“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所以“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上皇帝万言书二》）其实也是公羊家一般的看法。

晚清公羊家这一套学问，始于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李兆洛和张惠言。这个学派，揉合了通经致用、文学辞章、今文经学，而反对乾嘉朴学，所以是道咸之际新时代风气转变中的融合者与开创者。在金石、书法方面，亦复如此。那位被包世臣称为清代书法第一人的邓石如，原先只是一位在街上卖字的乡下人，后遇到张惠言，惠言大为惊赏，为他广为延誉，才能有后来的地位。当时邓石如书法功力虽深，却识字无多，字体颇有讹缪处，惠言和他研讨书法，剖析源流，对邓氏颇有影响。包世臣之得晤邓石如，就是惠言弟弟张翰风介绍的。包世臣本人，也是公羊家，《述学诗》说：“刘生（原注：武进刘逢禄，字申受）绍何学，为我条经例，证此独学心，公羊实纲纪。”（《艺舟双楫》卷九）便是明显的例证。他与魏源龚自珍交好，早年也趋向变法，中年以后则以河防水利经济等实际技术问题之研究著名，与其书论相似。《艺舟双楫》事实上即是从实际技术层面去对传统书法进行改革，例如执笔及始艮始干的笔法等，他的书论之所以较为零碎、较偏向实际操作之问题，原因都在于此。自邓包以后，清代书法为之一变，至康有为则集此变之大成。

康氏高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乃师康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确实不错。在书法方面，康有为不仅强化了邓包书法改革的意义，更把邓包以来整个变化及碑学之发展，跟公羊今文打并一气，融汇成了一套通变的书法史观与价值观。

这种观念，不但为历来书论所无，较包世臣那种实际技术上的改革，也推进了一层。以二人论分隶为例，包氏《历下笔谈》谓篆之后有隶，隶书为秦程邈所作，其后蔡邕变隶而作八分，魏晋以来则再成为楷书，“相承之故，端的可寻。”这种解释，固然含有源流演变的观念在，可是他仍是传统的格局。康有为要打破这个格局，所以他首先声称文字的演变，出于自然，并不是由某人造出来的，说程邈或某人造隶书造八分，实属无稽；其次，他以今古文来解释分隶，认为篆籀、隶等名目，乃是刘歆杜撰，今文学则只就文字不断演变的事实，以八分来称呼而已。因此，所谓八分，就是一切文字演变过程中，仍保留有旧体八分的文字：秦篆得石鼓之八分，名为秦分；汉隶得秦篆之八分，名为汉分；楷书则分为今分。这样的八分说，正是他通古今之变的一个典型。

《广艺舟双楫》开宗明义第一篇《原书》，就指出文字辗转相变，世界皆然，是不能遏止的趋势。不仅从前如此，以后也必如此。卷二《体变篇》又说制度、文章、学术，无不随时代而变异，书法之风格亦然。学者必须通古今之变，价值判断才不至于错乱，不会贵古贱今或贵今轻古（这个观念在《本汉篇》也曾谈到）。不过，在价值取向方面，既已确知文字以变为法则、人心以变为动向，则在创作上即不能不求变化，所以他又要在书法中分判今学和古学。《体变篇》说：“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卑唐篇》说：“如今论治然，有守旧、开新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率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近世邓石如、包慎伯、赵撝叔变六朝体，亦开新党也”。邓包等人在书法上，只是不自觉的革新者，康有为则是自觉的。他运用道光咸同之间新兴的今文学，巧妙地暗示书法也像经学史上今古文趋势之变动；唯有明了这种时代趋向、并与时俱变，才不会被淘汰。

他是这么强调审时与通变，要人“适逢世变，推陈出新”（《卑唐》），以至于他在评估碑帖价值时，也特别重视新和变。例如《碑品篇》说：“若有新碑异态、孤立特峙，兹灵变，尤所崇慕”、《缀法篇》说：“新理异态，古人所贵”、《行草篇》说：“明人无不能行书，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本汉篇》说：“汉人极讲书法，各创新制。其朴质、高韵、新意、异态、诡形、殊制，融为一炉而铸之，故自绝于后世”……等都是。然而，这里便蕴涵了两个问题：

一，是康有为非常重视变，所以也很明了时代对风格的诱导跟限制，对冲破时代限制的作品，总给予极高的欣赏。譬如他说：“齐碑之隽修罗、朱君山，隋碑之龙藏寺、曹子健，四者皆新理异态、乘时独出，变化生新，独标娓异。四碑真可出魏碑之外，建标千古者也”（《备魏》）。可是，这些冲破时代限制的作品，若纯粹就其艺术价值来看，评价是否还一样高呢？康有为面对这个问题时，显然并不以历史意义取代艺术价值，仍能守住艺术评价的分际。像他评李阳冰的小篆，就认为李氏之享盛名，在于他能一新耳目，但若纯就艺术价值来说，则“如昌黎之古文、阳明之心学，首开家法，斯世无人，骤获盛名，岂能过出汉人、空前绝后哉？”（《说分》）他评唐碑，也是如此：“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该衮公颂，然唐人不甚称之。其见称诸家，皆最能变古者，当时以此得名，犹辅嗣之易、武功之诗，其得名处，即其下处。彼自成名则可，后人安可为所欺耶？”（《卑唐》）。这样的立场，当然很对；可是如果一位书法家完全守旧法古，而其艺术创作水平又很高时，似乎就会跟康氏变的价值观相冲突了。这就像康氏自己说的：“史迁之与班固、昌黎之与柳州，一以奇变称能、一以摹古擅绝，亦未易遽为优劣”（《说分》），如果摹古和新变并无优劣，创作者又何必一定要努力创新呢？又何必定要自己酿成一体呢？

从这个问题，自然导出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复古与创新的纠葛。因为康有为既说“书贵有新理妙意”，却又说“学以法古为贵”（《卑唐》）“学书必有摹仿”（《学叙》），未免首鼠两端。再者，他又力崇汉魏碑刻，似乎也与他求新求变的宗旨不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记得梁任公曾说过，晚清公羊之学，是“复古即解放”（《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节）。这句话，便是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原来，在社会变迁时期，我国的学术文化为了要解决问题，应付新的变局，往住会采取反溯往古的作法。故其复古，实即意在开新。而这种以复古为开新的手段，通常运用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对传统经典的注解与再诠释，达成改革的目的。比如春秋时期有孔子之删定六经、魏晋时期有何晏王弼之注释《论语》《易经》、宋代有朱熹之重注《四书》，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期，在传统型态下的改革者（reformer intraditionalist form），他们对原有的价值系统、文化体系，提供了新的方向、注入了新的内涵。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古人也常在社会变迁时期，怀疑、破坏既存的文化与价值系统，而反溯往古，寻找新的价值标准。像汉末，经历了几百年儒家名教之治以后，学者开始怀疑了，故《三国志．魏志．杜畿附子恕传》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尚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为了应付新局面，学者不得不从儒家以外的价值系统中寻找新方向，所以当时采申商之学者，有刘歆、徐干、桓范；采公孙龙子的，有爰翰、阮禄；采墨家的，有鲁胜；采纵横家的，有刘陶、王衍……。春秋战国，周代封建秩序崩溃之际，诸子百家之晨起，各述所闻，而谓为黄帝、夏禹、神农之术，也是如此。甚至，在康有为之后，五四反传统风潮中，整理国故和表彰晚明小品等活动，依然是循着这个模式。

晚清今文家，实际上就是揉合了以上两种方式而兴起的新学派。以康有为来说，他的《孟子微》《春秋董氏说》属于前者；《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则属于后者。在乾嘉朴学之后，他们一方面要推倒既存流行的文化传统（例如康有为说：“二千年来政与学皆新学伪经之类也”，谭嗣同也说：“二千年来之政，皆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皆荀学也，皆乡愿也”，而要“冲抉网罗”）。一方面要寻找新的方向与价值体系。所以从汪中以降，研治先秦诸子和探讨佛学之风大炽，西汉今文经典与经说，更是其中最有震撼力的一股势力。西汉今文经典大半早已亡佚，其经说亦沈寂千载，现在被他们找出来，重作新解释，借以为新时代找一出路；这种活动，诚然是种复古，但复古即是解放，是从旧有的体系和观点中解放出来；而复古也是创新，是新的导向、新的内容，因此陈炽在光绪十九年为郑观应写《盛世危言》的序时，就明确地说：“天与中国以复古之机、维新之治，大一统之端倪也！”

这样子复古，则所复之古，必不同于古，是可以断言的。晚清今文，绝不同于西汉今文，也是非常明显的事实。这点，在学术上固然容易引起争议，但今文家本身却根本就不曾以合古为目的，根本就不想恢复历史的原貌，他们认为复古的终极目标不在重建，而在自得。魏源序龚定庵文集时，就说：“昔越女之论剑，曰：臣非有所受于人，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师友不能佑。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越甚，则复越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所谓逆，就是反对现存的风气、现有的文化框套，而溯古直寻。所以复古便是复本，本就是自得。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知道：康有为一方面鼓励并欣赏书法家要冲破时代、逆运会而求新变，一方面又要人法古，貌若矛盾，实则本为一事。何况，复古即是自得，能通古今之变，自然也不需要墨古守法，他称赞王羲之、杨凝式、邓石如，都基于这个观点，如《本汉篇》：“右军惟善学古人，而变其面目；后世师右军面目而失其神理。杨少师变右军面目，而神理自得。学者欲学书，当知所从事矣。”《说分篇》：“完白山人之得力处，在以隶笔为篆。或者疑其破坏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简，故籀法多尖；后用漆书，故头尾皆圆；汉后用毫，便成方笔。（后人）多方矫揉，佐以烧毫，而为瘦健之少温书，何若从容自在，以隶笔为篆乎？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天下有识者，当自知之也。”玢这些话，把复古即是返本自得的道理，讲得清楚极了。

通过他这些话，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广艺舟双楫》所表现的意义或价值是多方面的，它既强化了邓包书法革命的意义，又扩大了它的影响；其次，他将邓包以来艺术之改革与公羊家革命思想连贯起来，并以这种意义为导向，提供了有关书法的系统性知识。无论从思想史或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康有为这种成就都是极为特殊的。

四、《广艺舟双楫》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假如以上整个推论还不太错，则我们当可明了他写作《广艺舟双楫》的微意。

康有为自光绪十四年戊子日本夺取琉球后，即写信给翁同龢潘祖荫，大谈变法之道，又上书皇帝，主张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不仅毫无结果，且举国以为狂；逡巡至十五年己丑岁暮，黯然返回广东，《广艺舟双楫》就作于这个时候。《叙目》中大发牢骚，说：“康子戊己之际，旅京师，渊渊然忧、悁悁然思，俛揽万极，蹇钝勿施，格绌于时，握发慹然，似人而非。”然而他的朋友劝他：“盍黔汝志，耡汝心，息之以阴、藏之无用之地以陆沉。”所以他才写这本书：“是无用于时者之假物以游岁暮也。”

然而，康有为心里，真地认为这是一本无用的书、做的是一桩无聊的事吗？不然！他在《叙目》最后，说他“归欤于己丑之腊，迺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塘乡之澹如楼，长松败柳，待我草玄焉”。草玄，用了黄山谷论王荆公：“草玄不妨准易，论诗时近周南”的典故，可见他隐隐然是要以孔子自居的。大概他在实际政治活动中遭到挫折后，即想运用著述来达成变法的理想。恰好当时京朝士大夫无不讲金石考古，他便以此做为着述的起点。次年，即开始在长兴讲学，隔了一年，便写了《新学伪经考》，隔年又作《孔子改制考》。所以，他论书法的意见，其实就显示了他整个思想的主要内容与精神；而《广艺舟双楫》的内容，跟《伪经考》等书，也是相连贯的。

关于这两点，我想再稍做说明：

大概除了康有为以外，我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论书法，曾把它和政治、学术、文学、社会结合在一块儿的。比如他说：“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原书》），说：“汉自宣成而后，下逮明章，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体之成家，皆同时会，可以观世变矣”（《体变》），说隶书与楷书的变迁：“太朴之后，必继以文；封建之后，必更郡县。五德递嬗，势不能已”（《体系》），都是透过公羊家三代质文代变之说，综合学术、政制、文学等各方面，共观世变。他不像包世臣或其他人，单纯而孤立地讨论书法，而跟论者本人的思想学术内容或精神，毫无关联。

正因为如此，《广艺舟双楫》和《伪经考》才能连贯起来。《广艺舟双楫》中，多处提到刘歆伪造钟鼎古文及许慎诋毁今文的事，可能在此时，《新学伪经考》已有部分成稿了。

所谓伪经，是否定古文经典的存在，认为古文经典及钟鼎古文，全属刘歆伪造。怎么证明这个论点呢？釜底抽薪之计，便是证明古文是假的；古文既伪，古文经自然也不会是真的了。然则，古文何以是假呢？这就得用上《广艺舟双楫》那一套文字变迁由繁趋简的理论了。《新学伪经考》卷三：“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人事趋于巧变，此天理之自然也”，古文若早于小篆，其形必繁，可是像云字，古文只作云；渊字，古文只作，可见古文是假的。“刘歆为伪经，更为伪字”（卷九）。

因为古文钟鼎都是假的，所以用吉金来印证六经纪录的是周代史实，便不可能；说六经是周史的古文家，更是荒诞；至于“后世所指为汉学者，乃新学（即云刘歆饰经佐王莽篡汉，身为新莽之臣，经亦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亦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新学伪经考》序）。六经应该是孔子改制变法、拨乱反正的著作，《孔子改制考》于是乎作。确定六经皆孔子改制之书，则其中微言大义究竟是如何呢？这就需要《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春秋董氏说》来阐发了。如此环环相扣，层层联销而下，如源泉喷涌，遂至于汗漫无极。若溯其源、挈其本，则《广艺舟双楫》是一册不可不读的书。

从以下几个个别问题的考察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

一、西学的问题──张灏在《晚清思想发展试论》一文中，认为在一八九五年以前，当时所谓大儒如朱次琦、陈沣、俞樾、黄以周等人的著作中，普遍表现了对西方学术漠视的态度，所以几乎找不到西学的踪影。此说只有片面的理由，因为至少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在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即已刊行了。康有为光绪四年冬辞别朱次琦，光绪五年即开始渐购西学之书，讲习西学，并尝试“参中西之新理”，定大同之制。光绪十二年，康又托张延秋劝说张之洞：“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在《广艺舟双楫》中，卷一《原书论》，康有为运用泰西印度诸国族文字，来证明文字发明及变迁之理，就显示了他对西方的知识。撰写《广艺舟双楫》之后，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二年写《日本书目志》、梁启超则着《西学书目表》；次年，梁又编纂《西政丛书》，并设大同译书局。这些举动都显示了康有为对西学的关注。

不过，我们对康有为变法论的根源来自西学一类说法，却不能不感到怀疑。从《广艺舟双楫》来看，书撰于“大讲西学”之际，可是书中通变的观念，仍然来自经史。西学之于康氏，恐怕跟他对待诸子佛道的态度一样，是兼习而非根本，他主要是用西学来补充、印证、推广他得自经史的一些观念，所以西学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会发生和中国文化冲突或调和等问题。换言之，在康有为看来，中国学术没有道器之争。

晚清学界，从洋务运动开始，多半即惯于在传统中改革，而其改革偏重于西洋器械知识方面，所以认为政教是道、机械是器，输入西洋机械，以谋中国富强，借以维持中国的政教，“求形而下之器，守形而上之道”来避免沦亡。这种办法，后来彻底失败了，于是学者又提出新的论据，主张道器并非对立的，其关系互为表里，透过器即可表现道，只不过道器有体用本末之异而已。例如陈炽《庸书》外篇：“道与器别，体与用殊，互为观摩，互资补救。”（卷下《审机》）郑观应《盛世危言》：“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凡例》）汤震《危言》：“西学只是力于器而有时暗合于道。”（卷一）都表现了这种立场。他们认为中国本来道器兼备，后来器传入西方，故西方反而能道寓于器，中国则道随器失；因此我们学习西方，乃是要因器求道，得其政经之道。这种思想，虽与洋务论差异甚大，但仍是把中西当作两个范畴对照着看，康有为的想法，则和他们完全不同。

康有为的思想中，完全没有道器的问题，原因是他并没有通过有关洋务这一条思想背景，而直接来自公羊经学。他从不把传统视为静态的存在，所以他面临的也不是传统如何改革、或如何在西方冲击下寻求调适之道的问题。他认为传统本身是动态的发展，从据乱到升平、到大同，既是圣人所说，也是人类公理。西方所得以达致者，只不过依此公理变以致之罢了。我们要从据乱逐步迈入大同，仍然必须求变。因此，不是仿效西方来变法，而是西方之经验合乎经义，合乎经义即已获致成效，我们自然也应当合乎经义：“泰西……皆与吾经义相合，故其致强也有由。吾……皆与吾经义相反，故宜其弱也。”（《保国会演说辞》。见左舜生选辑《中国近百代史资料初编》下）整个变法观念的重心，始终在经，而其方法则是复古，正与他毕生尊孔保教的立场相吻合。《广艺舟双楫》就暗示了他这种导向。近世论思想史者，未能参稽《广艺舟双楫》，故对康有为的思想路数颇有误会处。

二、八股与楷法之问题──《广艺舟双楫》卷六有《干禄篇》，讨论以书法得官的问题。本篇基本立场是反对以书法取士的，所以一开始就说书本末艺，汉代并不以此讲试科吏，可是从唐代以书判选士以后，竟蔚为风气，因此他也只好来讨论这种科举的书法。篇名干禄，是特别把它跟书法艺术分开的意思。他这篇文章，如果孰悉公羊学的渊源，便可知道是仿龚定庵《干禄新书》而来的。

清朝是最重视书法选士的朝代，贡士中礼部试、殿试，都以“颂扬平仄如式，楷法尤光致”者为上选，因此楷法是和八股科考分不开的。龚自珍自云：“中礼部试，殿上三试，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考差未尝乘轺车。乃退自讼，著书自纠，凡论选颖之法十有二、论墨膏笔之法五、论器具五、论点画波磔之病百有二十、论架构之病二十有二、论行间之病二十有四、论神势三、论气禀七。既成，命之曰《干禄新书》，以私子孙。”（《干禄新书》序）可见这本书是对当时风气极强烈的嘲弄。康有为的态度，与龚自珍相似，他说：“马医之子，苟能工书，虽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积资至尚侍，耆老可大学士。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况敢问卿相？是故得者若升天、失者若坠地，失坠之由，皆以楷法，荣辱之所关，岂不重哉！此真学者所宜绝学、捐书，自竭以致精也”。这种感慨，也是极沈痛的。

此一态度，可能与康氏早岁不喜帖括之学有关，戊戌变法之前，康即主张变科举（光绪二十一年），也可看成是《广艺舟双楫》这种态度的延伸。

三、关于《新学伪经考》──光绪十五年秋，康有为离京返粤。冬春之间，与黄季度同访廖平于广雅书局，廖平出示所着《知圣篇》，康驰书痛驳。次年春，廖至广东安徽会馆访康。至十七年四月，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序》，七月全书刊成。廖平开始争辩，认为《伪经考》即是根据他《今古学考》中《辟刘》一篇推衍而成。此事遂成经学史上一大疑案。康有为弟子梁启超相信康是深受廖平影响的；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此事也有详细的考证，康之窃廖，几已论定。然而，若读过《广艺舟双楫》的话，对这桩疑案，便会有新的看法。

前已说过，《广艺舟双楫》中屡屡论及刘歆伪造古文及经典事，《原书》第一，甚至迳云：“古文为刘歆伪造，杂采钟鼎为之（余有《新学伪经考》辨之已详）。”不但如此，《分变篇》全文几乎也完全和《新学伪经考》卷三下中间一大段相重复。这种现象，显示在写《广艺舟双楫》时，《伪经考》已有了部分成稿，否则纵使“余有《新学伪经考》辨之已详”那条小注是后来补加，全书的精神旨趣也不会与《伪经考》如此吻合。《分变篇》，可能就是依《伪经考》底稿而修改成篇的。这种推测，我还有两个旁证：

第一，康有为平时读书运思，札记甚多，此类札记，例皆冠有标题。如《新学伪经考》成书之前，即有《毛诗伪证》、《古文尚书伪证》、《古文礼伪证》、《周官伪证》、《明堂月令伪证》、《费氏易伪证》、《左氏传伪证》、《国语伪证》、《古文论语伪证》、《古文孝经伪证》、《尔雅伪证》、《小尔雅伪证》、《说文伪证》等。这些东西，康有为说明是“着”，其实可能都属札记；陈千秋和梁启超协编《伪经考》时，就曾运用并参考了这些资料。陈梁入归南海门下，事在光绪十六年。依例推之，光绪十五年撰《广艺舟双楫》时，已有《伪经考》之草稿，实不足为奇。

第二，廖平力辨《伪经考》是窃袭《今古学考》，实在噉名，故齗齗不已。但廖平所言，亦有不尽可信之处。钱穆引其《经语》甲编卷二“丁亥作《今古学考》。戊子分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篇》、古学为《辟刘篇》”诸语，谓：“廖氏《古学考序》，自称《今古学考》刊于丙戌，此又云作于丁亥，必有一误。据此，则知《辟刘》《知圣》两书均已成，何以又云己丑在苏见俞荫甫曰俟书成再议乎？抑犹未为定稿乎？大抵廖既屡变其说，又故自矜夸，所言容有不尽信者”。我们推测，《今古学考》刊于光绪十二年丙戌之说必误，其书可能至十五己丑仍未定稿，康有为也并未看到他的《辟刘篇》。因为廖氏《四益馆文集．致某人（康有为）书》，自云两人会于安徽会馆时，廖出示的乃是尚未成书的《左传经说》，且谓康有为将《左传》归入新学，与廖自己的看法相左。现在《伪经考》中依然将《左传》归入新学伪经，怎可说是康袭廖书？

依据这两个旁证，加上《广艺舟双楫》所呈现的证据，康袭廖书而撰《新学伪经考》之说，似乎可以翻案了（不过，在此仍有一个疑问无法解决，因为《伪经考》卷三下那一大段跟《分变篇》重复的文字中，提到隶书之名，是刘歆欲黜今学，故以“以徒隶之说比之，以重辱之。”《伪经考》中注明此说为门人陈千秋说。可是《广艺舟双楫》这一段重复的文字，并无门人陈千秋说的小注，陈氏在此时，亦尚未就学南海。这个疑问，究当如何解释呢？）

从以上这些问题来看，许多有关康氏思想及学术的重要问题，《广艺舟双楫》都能显示重大的解答线索，此书之值得重视，自不待言。可惜近代治思想史的人多不懂书法，研究书法者，又往往忽略了艺术与思想流变的关系，不仅无人注意到晚清书法改革与思想转变的关联，对《广艺舟双楫》的精神与内涵既无从探究，对康有为的学术及思想也不易掌握了。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八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中国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