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亊，是从《鸿昌源号》开始的。它是一个很小、很普通的商铺的商号，商铺位于泸定县城的正街之上，从＂十字口＂开始，由东往西数第三家，正街南面，座南朝北，即为《鸿昌源号》，它就是我的家。
商铺临街为一楼一底的川西式木质＂穿斗房＂，一楼临街为铺面，一个曲尺形的柜台及柜台内的货架上，摆放着日用百货、土杂小商品，每天清晨开门后，便将卸下的门扳铺在屋簷下的台阶上作为摊位，摆放商品，为商铺经营的门面。门面后的二进是睡房，向前有门直通商铺，《鸿昌源号》的牌匾就掛在门上正当中。二进睡房的右边，一条窄窄的过道进入第三进，这里是＂堂屋＂，正中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圣牌位，逢年过节，牌位下方的供桌上则摆放着众多供品，香烛通明，香烟细细，这是家人聚集追念先人、礼拜神灵的地方。堂屋左边是一木质楼梯通往穿斗房的二楼，二楼内外两间均为睡房，外间临街一排窗户，开窗可俯看正街街道，是过年观看舞狮子、耍龙灯的最佳位置。堂屋后面是一间堆放杂物，粮油兼睡房的房间，记得小时还曾经在这里＂偷吃＂父亲做糖果的原料麻糖，犯错挨打后躲在这里的床上偷偷掉眼泪。再往后就是外婆干活的地方了，这就是我们称为＂灶房＂的地方，土灶台上大锅、小锅一字排开，碗柜、水缸之外，还有一个大大的案扳，这是父亲做糖果糕点的操作台。
灶房后是我记事时刚修好的两进三层的＂土楼＂，它是泥石结构的房屋，利用山区大量的石块，用泥土砌合成厚重的墙体而成，我们把它称为＂土库＂。土库第一进的底层是储藏室兼睡房，记得在间房靠灶房的那面土墙上还留了一个比较隱秘的空间，用来放置一些比较珍贵的物品，二楼是一个有顶的平台。土库第二进的底层是仓房，一个很大的贮存粮食的大木仓，占了这间房的大部分面积，当年外婆在老家大坝有几亩土地，外公去世后，外婆带着母亲进城谋生后，大坝老家的几亩薄田便租给了当地乡民耕种，每年秋后，租户以粮代租，所以土楼里才有这么个装粮食的仓房，记得小时的我，曾光着脚丫，在木仓里玩耍，里面存放着还没有磨成粉的乾玉米粒，包谷粒在皮肤和指间划过时，那晶莹、滑溜、涼爽的感觉，至今犹存记忆之中。仓房上面，二层是一间优雅的住房，记得还掛着一些条幅字画，曾经租给当年修建川康公路的工程技术人员租住，外面就是一进二楼有顶的平台，二进的三楼是露天的晒台，用来晾晒粮食等。两进的土楼后面就是厕所和猪圈，外婆每年都要养猪，所以每年腊月我们家都会杀年猪、过大年。
掛在铺面上的《鸿昌源号》牌匾，是一块长约三尺余，宽约两尺，黑漆为底，四个阴刻涂金的大字，应该就算是＂金字招牌＂了。父亲在杨氏家谱中为＂昌＂字辈，鸿昌源大约就寓意着父亲希望家族鸿大、昌盛之意吧，这大约也是父亲背井离乡的＂淘金＂梦吧！
父亲算是我们家的第一代移民吧。据老一辈人传下的说法，当年＂湖广填四川＂时，杨培、杨和两兄弟，挑着担子从湖北麻城孝感乡出发，一路历尽辛苦到了四川。父亲祖居在四川北部的遂宁安居一个叫＂杨家坝＂的农村。提起川北，四川人都知道，那里是一个有名的＂苦寒＂之地。川北属丘陵地区，地瘠民贫，十年九旱，灾害频繁。这里，旧时流传着一首凄婉的民谣：＂尖尖山，二斗坪，茅草棚棚笆笆门。红苕稀饭胀死人，想吃乾飯万不能。⋯⋯＂
父亲家中兄弟姊妹比较多，父亲是家中的长子，自然从小就要分担家中的重担。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四川軍阀混战频繁，各路军阀为扩充实力，到处抓丁拉伕，六十年代一部著名的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风靡全国，就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父亲和二叔为躲壮丁，被迫先后离乡背井，出外谋生。当时传说大山里头，一可躲壮丁、二可＂淘金＂发财。据说父亲当时和宋姓、刘姓三人结伴同行，沿＂茶马古道＂辗转来到了大山深处的泸定。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的泸定，商场风云变幻，原来控制泸定商业贸易的陕西帮因经营、资金、货源等原因，逐渐退出、倒闭。父亲到达泸定，恰逢其时，＂继陕西帮之后在泸定商业界活跃的是川北帮，他们多数是来自生活艰苦的川北农村，具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他们到高原上没有足够的资本，有的先当勤杂工或修马路，省吃俭用，积凑点小本钱，有的结伙到关外去挖金，有的就地卖点针头麻线、黄烟草鞋，走乡串户，时间久了，本钱逐渐增加了＂（录自《泸定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父亲老实、本份，肯下苦力，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也开始在泸定基本上站穏的脚根。而母亲这时也到了出嫁的年龄，机缘巧合，父亲和母亲，姻缘一线。从此，父亲也就定居在了泸定。异地它乡的泸定也便成了父亲的第二故乡和灵魂归宿的安息之地。
母亲姓王，是土生土长的泸定人。外公家在离泸定桥约十五里地的大渡河下游一个叫＂大坝＂的小山村。这里背靠二郎山，西临大渡河，是一个坡地连着河滩田坝的安静的小山村。
外公家兄弟八人，在大坝也算是一个颇大的家族，在其父母过世后，兄弟们便分家，各立门户。小外公王安文分家后就出外求学，先后在南京、重庆读书，学成归来，恰逢西康建省，需要大批青年才俊，小外公在国民党西康省党部谋了一个职务，因我们两家在外公去世后，来往比较少，故其在省党部任何职并不太清楚。只是后来在《泸定县志》上对其称为＂西康省党部要员＂。外公王安洪过世较早，仅留下外婆和独生女的母亲，靠外公留下的薄田数亩为生。寡母独女，无力耕种，只能将土地租给乡民耕种，外婆带着年纪尚小的母亲从乡下＂大坝＂农村，来到县城投靠亲戚。
外婆姓杨，姊妺六人，大多在县城居住谋生，其中也有有钱的亲戚。说是投靠亲戚，但其实就是＂帮人＂佣工谋生而已。在小小的县城里，母亲在社会和学校两个课堂里，接受了人生的启蒙教育。 虽然有着亲戚的关係，但尊卑上下之分，比外人还分明。母亲晚年回忆起这段＂投靠＂亲戚的日子，仍然感到心酸。母亲回忆说，主人家的老太爷第二天早上要吃燕窝，外婆和母亲就得连夜把燕窝上的毛和杂物一点一点地夹干净，很晚了都还在昏黄的灯光下干活，稍微有一点没弄好，主人家还要说半天。母亲还说，当时＂帮人＂的规距是，每到快过年了，主人家都要给自己家的佣工，做一件新衣服过年。外婆和母亲在亲戚家干到腊月了，𨚫连做佣工的外人都不如，连一件新衣服也没捞着。母亲和外婆＂投靠＂城里的亲戚的这段日子，给年幼的母亲上了一堂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生活启蒙之课。晚年母亲回忆起来，还不胜唏嘘。所以，后来母亲在泸定街上撫老恤贫＂，＂爱帮忙＂是很有名的。母亲过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近年回故乡，仍有人提到母亲过去的事。一位阳姓的街坊，也是我们外婆家一位远房的亲戚，曾主动地对我讲：王大孃（指我母亲）对我们好好啊，刚解放的时候，我父亲被关进监狱（因其父是伪国大代表），我们几姊妹才几岁，家里好困难，王大孃给我们家送了好多东西！人们到现在都还记情感恩。
外婆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进城的女人，但外婆除了能干之外，还是一个有智慧、有远见的人。民国建立后，民智逐渐开化，在偏远的泸定，也利用闲置的＂圣谕庙＂开办了一所＂女子学堂＂，外婆想办法让母亲去这所女子学堂读书。母亲自小聰慧，且受过苦的孩子懂事早。因此，读书十分用心，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当时，当局十分重视国民教育，但由于泸定僻远、落后，所以决定，通过考试选择一批优秀学生送到外地继续深造。据母亲讲，她本来考的是第一名，但因没有家庭背景，被压到第三名。按当局的说法，考试前三名要用＂滑竿＂（四川特有的一种简单的交通工具）送到汉源去上学，用现在的话讲，那应该就是＂公费保送＂了。母亲虽然被压到第三名，仍在＂保送＂之列。从榜首压到第三，心里本来就有些不舒服，更重要的是外婆只有母亲这唯一的独生女相依为命，而且母亲年纪还小，外婆舍不得，母亲则为赌气。所以，母亲只上了短短几年学就失学了。也许，正是这次的选择，才成就了后来父母的姻缘，才有了我们这个家庭。一切都在冥冥中注定的，命和运，有时真的说不清。
母亲虽然只读了几年＂女子学堂＂便辍学了，但母亲博闻強记，聰面能干在故乡是很有名的，尤其是长于心算，不仅快，而且准。说一件趣事，一九七六年，我携带妻子第一次回泸定，这时母亲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当时的故乡，靠山吃山，家里做飯都是使用柴火灶。因此，乡下的农民利用农闲上山砍柴，到城里售卖。柴分好几种：有引火用的带树叶的＂丫丫柴＂、有＂棒棒柴＂等不同类型，而且还有乾、湿之分，不同类型、乾湿不同的柴各有不同的价格，而且是论斤计价。一次，母亲从街上买了好几种柴，让其背到家中称重、按质论价，我妻子在单位上是在财务室当出纳，忙找出本子和笔，准备帮忙分别统计、计算，哪知道，每称一种柴，多少斤、单价多少，一共多少钱，隨称、随算、随给钱，三下五除二，还没等妻子算完，那边己给钱走人了，后来妻子算出的结果和母亲算的完全一样，妻子也不得不佩服母亲心算的快和准，真的如俗话所说，民间自有高手！
母亲的心算能力，在故乡是小有名气的。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中，在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母亲从一个小商铺的＂老扳＂变成了商业局属下的商店营业员。在百货商店布疋柜台卖布时，布有质量好坏的差别、花色品种的不同，自然各有各的价格。有时一个顾客一次买好几种不同花色和质量的布，当时还是用竹木的尺子量布，母亲可以作到一边用尺量布，一边说花布几尺，一尺多少钱，一共多少钱，白布几尺，一尺多少钱，一共多少钱，两种总共多钱，扯完布，账也算完了，和旁边帮忙用算盘算的同亊的结果，分差不毫。所以当时有商业局的领导在给新招收的年轻营业员讲话时常用母亲的例子来教育他们：＂人家王大孃，没读过书（其实是读过书的，只不过只上了几年＂女子学堂＂而已），人家算账，心算比算盘都算得还要快⋯⋯＂等等。以此来鼓励青年人好好学习业务。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从川北老家为躱壮丁，寻找出路的父亲、和与外婆相依为命的母亲，结缘在了泸定。他们的结缘应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一九三七年之间，因为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时，母亲与外婆在乡下躲战乱，身边尚无父亲的身影，而我大姐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因此可以推断父母结缘应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以后到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之前这段时间，而母亲正好是刚刚二十岁左右出嫁的年龄。
父母的婚姻究竟是一种甚么形态的婚姻？小的时候，还不在意，也不懂，隨着年龄的增长，心中便有了一些疑问，还有一些人情常理无法解释的现象。首先，外婆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这还是能用常理解释得通的，因为外公去世较早，母亲又是外婆的＂独生女＂，外婆无依无靠，依靠女儿、女婿养老送终这是应该的。但在我们家中对外婆的称呼却不是故乡泸定通常的称呼：＂阿婆＂，而是带有一家之主的男姓的称呼：＂阿爷＂。其次，对母亲的堂弟、小外公的儿子，应该称为娘家的＂舅舅＂，而我们称呼为＂吆爸＂，完全是父系的称呼。三是父亲与遂宁老家的关系，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与遂宁老家联系，至少父亲从未回过川北老家。而同样的情况，我们称为＂二爸＂的父亲的大弟，也是从川北出来后，落户到了离我们家五十里地外的＂瓦斯沟＂农村，他与遂宁老家的联系就很紧密，他先后两任妻子都是回遂宁老家迎娶到瓦斯沟他们家的。另外，爷爷后来从遂宁老家来投靠儿子，也不是到在县城里、生活条件相对好的我们家，而是宁愿到一个比泸定还荒僻，生活条件差的瓦斯沟农村的二爸家。我们和爷爷的关係相当生疏，我第一次见到爷是一九五三年，我已经九岁了，当时父亲生病到康定住院，母亲带上还不到半岁的二弟到康定去照顾父亲，而操持家务的外婆也过世了，家中只有从十三岁的二姐到七岁的大弟四个上学的娃娃，爷爷这才从瓦斯沟来到我们身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爷爷，而父亲去世后，爷爷也就很快地回瓦斯沟二爸家去了。而我第二次见到自己的亲爷爷，已是八年后的一九六一年冬天了。那已经是＂困难时期＂了，我正在康定中学上高中，学校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到近百里外的大渡河边的＂江嘴＂农村拉园根，返校时途经瓦斯沟，住在瓦斯沟小学，刚安顿下来不久，就有同学告诉我，瓦斯沟的亲戚找我，我便摸黒，深一脚浅一脚地随行，第一次到了二爸家中。爷爷在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里，躺在床上，我走进爷爷，喊了一声，说：我是杨胜清。爷爷睁开眼睛，说：你来了。然后告诉我，我们杨家的字辈排行，并叮嘱我，一定要记住。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爷爷，大约他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而最放不下的，也就是一再叮嘱的，要我们记住杨氏家族的字辈排行。这次见面后不久，爷爷也就客逝在瓦斯沟二爸的家中。
我的故乡，由于深处大山之中，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都相当恶劣，生存是人们最基本的选择。所以，在我的故乡，无子的家庭缺乏男丁，因而＂招赘＂之风较盛。而外来的＂淘金＂者，背井离乡来到异乡，为了在异地他乡落脚、扎根，也有願意入赘的，所以，在人们世俗的眼中，低人一等的入赘之风，在大山深处的泸定比较盛行。因为，生存毕竟是人类的第一需求。
按照入赘的规距，所生子女应随母姓，因外公去世很早，母亲一直随外婆生活，在我们这个家庭中，外婆是绝对的权威，从我对外婆的称谓＂阿爷＂上，就可以看出来，外婆杨姓，我们姓杨，顺理成章，随＂阿爷＂（即外婆）姓杨，皆大欢喜！
从我记事起，我就生活在一个三辈人的大家庭中，除了外婆、父母之外，上有三个姐姐，下还有一个弟弟，八口之家的大家庭。外婆的主要任务就是操持家务：做饭，喂猪、带小孩⋯⋯。父亲经营着小小的商铺，另外还自产自销糖果、糕点、敬神祭祀用的香烛、纸钱等等，父亲都亲力亲为，父亲老实、本分、生性温和，肯下苦力，也很能干，平时最大的嗜好就是抽叶子烟，闲下来，就一个人把烟叶剪成一节一节地，慢慢展开，再一层一层地卷好，放在他的长烟竿上坐在一傍，很享受地抽着自制的卷烟。小时侯，我们＂怕＂母亲而＂不怕＂父亲，这也大约是外婆放心＂独生女＂和父亲的结合。母亲最大的任务就是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人，从一九三六年起到一九四六年，十年间母亲先后生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在父亲过世后，母亲将其七个孩子全部抚养成人，父母之恩大于天！
在这个和睦的大家庭里，大家各有所司，都肯下力，所以短短十数年光景，就在泸定小县城里不仅立住了脚，还有了自己的商号和门面，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按照当时的情况和环境，这在当地也应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