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读史使人明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万事万物都有其一定的发展规律，读古往，思今昔。
近来读史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对那些历史人物的认识不再仅仅停留在历史教科书所记载的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或者令人发指的小人行为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也会有人性弱点的人来看待，形象更加立体化，而非简单的平面化
因为《一本好书》栏目的推介，从而开启了《万历十五年》的阅读模式。栏目对此书有一段说辞：过去看历史，看的是事，这本书，我们看的是人。
《万历十五年》是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最负盛名的作品，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Significance》，意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一年表面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但那些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的事件却是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该书分为七个章节，作者选取了明朝万历年间的六位代表人物，包括万历皇帝，两位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历史上著名的清官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明朝思想家李贽，由他们的人生际遇说开去，由明帝国数位浪潮之巅的人物的失败和人生悲剧总结出了明朝治国的失败的根本原因——道德代替法制。
万历——历史上最憋屈的皇帝
万历皇帝朱翊钧五岁读书，十岁当皇帝。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张居正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亦父亦师亦友。万历对张居正有特殊的尊重，并称之为“元辅张先生”。
1587年，24岁的万历皇帝登上皇帝宝座将近15年。在这十五年时间里，在老师张居正的教导下，他也勤于政务，心系百姓，想当一个造福百姓的好皇帝。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
然而，日月推移，渐渐长大的万历皇帝慢慢意识到一点——天子，不过是制度所需要的一种象征物，这样的皇帝实际上不是国事的处理者，而是一种权威性象征。在张居正病逝后，万历以为自己可以不再受约束，拥有自由选择权，可是事实证明他错了。
约束他的不仅仅张居正这个人，还有已根深蒂固的文官集团势力。
明朝僵化的体制和文官集团的运作方式已经将皇帝可以发挥的职能缩小到仅仅变成一个“活着的祖宗”、一个象征性的国家首脑的地步。历史走到这一步，两百多年的发展已让这一切理所当然，仅凭皇帝一人之力，无法去改变固有的制度。
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表面上是天子，实则是紫禁城里的囚徒。在立储事件上，他看透了这个国家的制度，之后采取道家无为而治的理由消极怠工。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期间48年，但其中有30年不上朝。
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所有的娱乐来自四书五经，他永远也不知道一个寻常百姓人家的孩子是怎样的，因为他做不到，他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在他长大成人后，他意识到天子的悲哀性，无法按其意志行事，还得应付各种礼仪，可又无可奈何，最终采取消极怠工方式，这不是他的初衷，可他只能这么做。
在强大势力的文官集团面前，万历的叛逆从来没有超过屈服。
张君正——生前多辉煌，死后多悲凉
张居正，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万历新政”。
他对万历也要求极其严格，想将其塑造成符合百姓所愿的最高道德标准。在万历皇帝登基后的十年，是他成长的十年，也是明朝经济复苏、欣欣向荣的十年。
这其中的改变，张居正功不可没，他整顿吏治，推行“一条鞭法”，进行赋税改革。同时他也推行新政，重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如行政效率低、做事缺乏条理等。在职期间，张君正受到万历极大的尊重和信任，身居高位，权倾朝野，所以一些主张都能够推行。
可是张君正是个矛盾的人物，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方面提倡节俭，以此严格要求万历和官员，而自己的私生活则极其奢靡，比如坐轿要32个轿伕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另一方面实施改革新政，却动用了很多不法手段，比如打击自己的反对者，排除异己，拉拢手下，在朝堂上作威作福等。
对于张君正的一些行为，很多官员是敢怒不敢言。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1582年，张居正因病去世，朝廷上下开始暗中酝酿着一股“倒张”的风暴。没多久，弹劾张居正的奏疏像落花流水一样络绎不绝。
万历皇帝看后不禁瞠目结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信赖尊重的张先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光荣正义，他竟敢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打压文官，弄权专治。于是，愤怒的万历开启了对张君正的清算。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
张君正永远都不知道风光无限的他死后会是这样的下场，生前死后的对比差别犹如翻天覆地。
黄仁宇在书中说明了这一点：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
申时行——奉行调和折衷原则的和事佬
因缘际遇，继张居正，申时行成了万历的首辅大臣。
前任的悲剧案例摆在他的眼前，让他更加清楚了看清了这个国家的现状——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
他采取了和张居正完全不同的处事作风，下决心当一个和事佬。他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吗：即虽为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奉行阴阳之道，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归依，就是他的期望。
他希望通过调和这阴阳两级的方针影响全体文官，但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首辅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大小小，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即为申时行所称的“诚意”。
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信仰，尽量处理文官之中存在的复杂矛盾问题。对此他宁可被人说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也要坚持他调和折衷的原则。
尽管申时行殚心竭虑，想要维持一个良好的朝廷氛围，但情况并不如人意。京官内部关系依旧十分紧张，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不同态度，互相顾忌又互相蔑视。
立储一事，申时行既不能强迫皇帝的意志，也不能迎合文官集团向万历施压，左右为难，采取了抱病回避，可风波还是席卷到他身上。1591年，文官们一个接一个地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奏折。他已经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威望已经扫地而尽，也无法取得同僚们的信任，这种情况之下，他被迫去职，以免成为第二个张君正。
有些原则，实际上就是没原则。张居正的强迫命令固然失败，申时行的调和折衷也同样没有成功。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海瑞，一生清廉正直，不畏权贵，有“海青天“之誉。
书中对其有一段这样的评价：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与其冤屈兄长，宁愿冤屈弟弟；与其冤屈叔伯，宁愿冤屈侄子；与其冤屈贫民，宁愿冤屈富民；与其冤屈愚直，宁愿冤屈刁顽；与其冤屈小民，宁愿冤屈乡宦；与其冤屈乡宦，宁愿冤屈小民"。
在嘉靖皇帝当位时，针对皇帝心不在朝野，而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的行为，海瑞经过慎重的考虑，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生，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
这样的奏疏是史无前例的，海瑞直接指责皇帝的性格和否认他做的一切。尽管皇帝没有给与海瑞任何惩罚，但也没能将如此忠臣提拔重用，而是委任干一些不关紧要的事。
他是孔孟的真实信徒，是道德思想身体力行的榜样，是明朝的一股清流，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原则行事，但这样的人在当时却极大地影响了文官集团的利益，为朝廷所不容。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还被人上奏弹劾，皇帝对此的态度是，称海瑞为“迂憨”，圣度包容而未去职。
由失望到绝望，有才之人难以一展抱负，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这是海瑞的不甘与无奈。
海瑞虽然被人仰望，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戚继光，一代名将，明朝著名军事家。
戚继光的贡献在于，治军有方战法合理，带出一支军事过硬的“戚家军”，百战百胜彻底清除了倭寇边患。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即以官位而论。身居总兵，也已登峰造极。
在那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工业。戚继光能够建功立业，很大程度上也缘于他在人事上的才能，精通政治间的奥妙。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他受到了张君正的重视和提拔，在抗倭战争中，无论是军饷还是调兵，都较为顺畅，无后顾之忧。他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是应当安排的事情，都已经由大学士张居正安排妥当。戚继光对张居正也十分感激，张居正回老家葬父时，戚继光更是派出了一整连的鸟铳手作为护卫，两人私交甚好。
也许他拍了马屁，也许他送过重礼，《明史》中也评定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也是用委婉的措辞证明了一个英勇的军人不一定就是廉洁的将领。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大多人所知的只是他英勇抗倭的一面。
书中有一句话：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作者黄仁宇让我们重新增加了对戚继光的认识，有好有坏，而不是一个道德标准的完人。
张君正被清算后，因与其私交甚好，他自然也受到牵连，不久就被革职，只能闲于家中，一身军事人才无可用之地。
如此一代名将，生命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最终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李贽，追求个性自由，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
万历十五年中指称李贽为自相矛盾的思想家。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另一个自相矛盾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共存。
中国的儒学孔孟之道发展至明朝中后期，实为铁板一块。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论，要求在道德上摒弃个人私利，福利他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
朝代在变化，但国家还是高挥道德的旗帜，以此来统治国家。久而久之，公众道德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在道德的旗帜下，人们扮演着双面人的角色，口里满嘴的仁义道德，可行动却不相一致。李贽看透了这一切，他打破传统观念，一心追求自己想要的精神和人格独立世界。李贽在追求个人自由中是一个行动派，在仕途上升之际辞官闲居，后又离妻女，入空门，远宗族。没有官场的羁束，宗族的负累，李贽得以追求个性和行动的自由。李贽的自由还体现在他的务实，“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
他坦诚地面对自己，承认人性的私欲。他的著作《藏书》《焚书》等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一趋向。这一思想是不被当时统治者所认同的，被统治阶级当做异类思想，蛊惑人心。
李贽晚年因御史弹劾获罪，并在狱中自裁。在他自裁以后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
面对一个这样的帝国，苦闷和绝望是他最后的情感。
面对江河日下的大明王朝，李贽、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志士仁人，加之嘉靖、万历等君主，想扶危墙于未倒，却只能无力回天，不得善终。
用书中的主题段结尾如下：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制度之僵硬，人才之压抑，军事之无能，思想之拘束，这样的帝国，注定要走向衰败，走向灭亡。
历史的月光照耀在今人的路上，你会有什么样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