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帝制中国的许多方面真正奠基的时候，它完成了许多秦没来得及完成的工作，并且以自己的大气且务实为此后的中国留下了不少不仅限于典章制度的遗产。
刘邦能够击败项羽，并不止是靠的他更腹黑，而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本身就比项羽更有吸引力，项羽秉持了那些在战国时期的军事贵族中颇为普遍的刚暴，又希望用“霸王”制度对大一统进程进行反抗，这种在根本意义上开时代倒车的行为，不会得到那些出身较低的政治人物的支持，因为春秋战国相对于秦来说，也许有它值得怀念的一面，但无可否认地是，那个时代的阶层固化是比秦要严重得多的 。
这里要说一下政治人物的出身对他们的政治倾向的影响，在我的知识范围内，其实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出身贵族，就一定支持权贵政治的，反之也是如此，关键在于，一个政治人物很可能因为他所出身的地域，阶级，文化等因素，而更容易被特定的政治集团接纳或排斥。具体到楚汉之争的例子上，项羽的部将里有不少和他的八字并不大合的原因，究其根本是因为六国遗族这一群体其实已经是无根之水了，战国已经结束了，能够产生他们这种人的土壤已经几乎是一去不复返了，所以项羽要成事，总是要用一些对他的价值观不大认同的臣子，这样一来，他的集团的凝聚力就不如刘邦那伙人了，其实抛开那些有意无意的污名化来看的话，刘邦何尝不是个仁义之君，他虽然有刻薄寡恩的一面，但至少比项羽的喜怒无常，凶残好杀要好多了，而能做到仁义，尤其是对自己的臣子仁义，最主要的就是要顺天意，应民心，这两点刘邦是都比项羽要做得好的。
文景二帝多用黄老之说，这是从刘邦开始就一直遵从的方针（可见于“萧规曹随”），在这样的施政理念下，西汉的国力来到了一个高峰，但汉武帝的转向“王霸杂糅”，有他的必然性。一方面这是“鹰击为治”的需要，年少掌权的刘彻需要以此来夺得政治上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也是影响更深远的方面，那就是用黄老之说来治理一个势不可挡地迈向董仲舒所说的“春秋大一统”的帝国，颇有些南辕北辙的意味，所以在汉武帝之后，黄老学说就只能作为一种调剂与补救而存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武器库里了。
和许多人爱吹秦军不同，我向来认为汉军才是古典时期中国军事的第一个高峰，这支曾经和秦军一样主要依赖步兵作战的军队，在汉武帝时代与匈奴的较量中，培养出了一支强大的骑兵，也许在横向比较中，西汉军队尚不能达到后世唐军那样的高度，但它已经足够优秀，并有着足够大的体量和学习能力作为支撑，很可能除了此时如日中天的罗马外，这些既有强弩坚阵，又有快马快刀的的战士们，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了。
但汉与匈奴的战争的取胜之道，和一般的想象不大一样，与其说是打赢的，还不如说是消耗够力度加上统战工作做得好，其实古往今来，定居打游牧，常有捕风搏影之感，其胜负手，往往在于取巧而不在力敌，只是这个话题展开说的话，未免太啰嗦了，所以只能点到即止了。
汉武帝后的西汉，一般不大被注意，即使被注意，也是研究其和西域，匈奴的互动，但其实许多重要的，一直影响到东汉乃至魏晋的事件都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这些，我们留待下次来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