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家都在下雨，在上海的母亲坐不住了，老在唠叨大雨会不会将家里的老宅淋垮，“家里的老宅我知道，修的那年，家里穷，为了做好看，地基和墙体都不是很牢固，这么多年了，政府现在又不让修，每次看老家天气预报，只要是下雨，都会担心家里那个老宅。赶紧拆迁好了，免得有个牵挂”。母亲来上海5年了，下雨的日子也唠叨了5年。
老宅修于1984年，那年我才4岁，没有具体修建的印象。“韩家铺，就是桥头有个白色的两层楼的湾子”，80年代想找我们村里，这句话成了那带人们一个介绍。妈妈是个好强的人，做什么事都要争个第一，修房子也不例外。为了做成村里最好，自己设计，自己搬砖，指挥工人建造房子，外表造的很气派，84年代农村就建成了比较气派的砖墙两层小洋楼，在当地还是引起了不少轰动。为了省钱，外墙造好之后，里面的横梁和二楼楼板，采用木板的结构，就形成了外表砖墙，里面“古房”的独特建造。
房子大了，空间也就大了，村里的孩子很喜欢来我们家里玩，躲猫猫也有了许多空间，母亲在做家务之时，也会领着我们做游戏，她当时戏称自己提学前班的老师（那时农村还没有幼儿园的概念）。5岁的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那时候村里的每家孩子都很多，有独立房间的孩子很少，小朋友们很羡慕自己有独立房间，于是，很多小朋友申请来我们家里写作业。
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村里的二层小楼也越来越多，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宽，各种楼层的风格也各种各样，我们家的房子，在母亲的眼里也逐渐落伍。家里的经济来源，来自于父亲在养路班上班和谷物收成时候的收入，要支撑我和妹妹上学已经有点捉襟见肘，更别说再修房子了。母亲修房子的想法也越来越淡，只能用“木楼能防盗”来“称赞”自己房子的优势。
2001年我大学毕业到了上海，因为工作原因，春节不能回家，就给母亲说“不能回来，给你们寄点钱吧”。母亲说“要寄就多寄点，我想把房子修一下”。当时就给家里寄了6000块钱（当时工资1407/月）。到了2002年5月，母亲就给我打电话“用你的6000块钱和她存的4000块钱，把家里的老宅改造了一下，边上卧房已经换上预制板了，房顶也整理了一下，不会再漏雨了，你和你妹妹的两间房间特地帮你整理了下，肯定很漂亮，不比你们城里房间差，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那几年工作忙，很少能回家，每次给母亲打电话，她都会唠叨，“什么时候能回家啊，你的房间都长蜘蛛网了”。“你房间家具都换新了，你爸发工资了，墙体又给你粉涮了一下，你带女朋友回来，家里就不会显得寒碜了”。“你不是喜欢看球赛吗，我攒了好几个月的钱，给你买了台电视，也买了个“锅”（卫星电视接收器）”。家里的老房子就成了我和母亲打电话的主要话题。
2006年，父亲因为脑溢血去世。母亲因为父亲的离去而显得孤单，2007年就和妹妹住在一起了，家里的老宅从那刻起，就孤独的立在桥头。住在妹妹的那段日子里，母亲每周都会回去一趟，把房子打扫一下，然后审视一下这么多年自己的成绩。锁上门离开的时候，总会回头多看几眼，既舍不得，又留不下来。
清明节，我回老宅看了一眼，由于母亲已经住到了上海，家里人能回老宅的机会都很少。当开门那刻，一层灰从房顶掉来，轻打在我的头上，来不及拂开，就看见父亲的遗像挂在堂屋注视着我。母亲坚决不让我们将父亲的遗像从老宅里拿走，“这宅子是属于我和你父亲的，除非政府拆迁”。房间里面很潮湿，墙体上少年调皮留下的涂鸦还在，40年成长的影像从脑海而过。虽然离开老宅很久，因为潮湿，墙体已长满绿苔，老家具有部分已经腐烂。自己的房间，还保留着母亲当年装饰，虽然没有享用过，但看起来仍然如此亲切。
“吱呀”把门锁上，就传来母亲给我的电话“老宅怎么样，还牢固吧，把门锁好，别让人把我们家里的东西拿走了”。老宅是母亲一生的牵挂，也有对离去父亲的寄思。虽然已经离开了二十几年，院落里的那张饭桌已经不在，但从饭桌上走出来的孩子已经长大，虽然不经常回来，却一直牵挂。
桥头又出现了很多像我一样从城里回来的孩子的，拿上锈的钥匙打开了自己老宅的锁，和我一样在寻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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