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gelo
编辑：Angelo
特别感谢：Bahar 白小鱼 Charlie 洞二 曼宁
致敬：竺可桢 蒙文通 胡厚宣 文焕然 陈业新
作于：墨尔本 河屋 2020年6月12日
注：为便于阅读，本文长句均作以“；”隔开之式，然其参考资料尽以“。”为结。
一.长江中下游战国时期的气候变化
虽然《气候与文明》系列前三篇都以竺可桢教授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为基础尝试进行探讨，但实际上，竺可桢教授所提供的资料是模糊而具有争议的，不过其仍为气候学的里程碑式成果。
在上一篇中有提到，春秋中晚期中国出现大面积饥荒。[1]
天灾风行，戾于弊邑，饥荒荐降，民羸多少卒，大惧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职贡业事之不共而获戾。
《国语·鲁语上》
依据上篇文章的数据核心图，下图1-3-1.此后气温应当有剧烈震荡，温度快速降低到历史性低点，而在战国时期气温有适当回升。下图认为温度回升幅度不大，通常来看，在春秋短短三百年内，中国物候应出现极为明显的趋向于适应寒冷环境的变化。
但根据上交大陈业新教授的研究，战国初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所谓中游地区，正是楚国所在地。[2]
唐领余等教授主导的长江中游地区气候变化序列研究在今天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钻孔11处，证明当地蕨类植物及草本类丰富、木本植物次之；
蕨类与草本类植物的繁荣，表明该地西周中期至战国中前期气候温暖潮湿，湿地植被覆盖繁盛，降水丰富。[3]
而监利1号钻孔距今2500年处剖面内，木本、草本植物花粉含量相当，蕨类植物孢子含量最低。木本植物中，以桦属①等为主的落叶阔叶类②含量最高，常绿阔叶类③次之，而针叶树④种所占比例则较小；草本花粉主要为蒿属⑤等。[4]
该孢粉带具有湿地类型植物和阔叶类发育、蕨类⑥不发育、针叶类少见的显著特点，其花粉组合及所代表的树种昭示该带植被类型为常绿、落叶阔叶林，反映当时以暖湿为主的气候状况。
陈业新
徐瑞瑚教授对江汉平原全新世环境演变的研究也显示，钻孔距今约2500年处的孢粉中，木本、草本与蕨类含量分别约占44%、30%和26%，植被类型为针阔叶混交林植被；
由此可知该地其时为气候温暖湿润时期，研究者估计这一时期的气温比现今高约1-3℃。[5]
整体来看，该地区总体上仍然保持了温暖的气候，但是物候变化却是异常明显的。
由前面的考古分析可知：
蕨类植物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于楚国西部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分布是极为广泛的，其所适应的环境更加温暖，而同期木本植物的存在则极为稀少；
可到了战国中期即约2500年前，蕨类植物占比大幅减少，木本植物数量快速增加，这表明当地气候总体向寒冷发展。
从而证明在该时段该区域内，竺可桢教授的宏观温度变化图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而战国初期的温暖是一种气候上对公元前1000年骤寒的自然恢复，竺可桢教授的这一观点被大量专家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6]⑦
但公元前1000年的骤寒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并未达到中原地区水平，约距今2900年前后，当地气温急剧回升，在距今2800年前后，气温与降水已经高出现今水平。[7]
总结来看，这一持续升温持续到战国中前期，战国中期开始降温，而这一降温并未出现在本文最开始的温度变化图中；
而且降温出现以前，该地区环境已然恶化，根据唐领余等对江汉、洞庭地区的钻孔记录，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自战国初期以后渐趋干冷。[8]
公元前350年前后的剖面孢粉组合情况显示，针叶林数量增加，阔叶类数量下降，鳞盖蕨属⑧为主的蕨类含量出现短暂上升，而蒿属草本则占优势。说明当时是温干气候。[9]
唐领余等的钻孔记录进一步显示，在公元前476-前100年间的沉积物植硅石组合带由表示温暖湿润的长方型和示暖型的鞍型，以及表干冷型的棒型、尖型与少许裸子类、阔叶类植硅石组成，温暖类型植硅石含量下降，说明战国后期气候开始由温干向凉湿转变。[10]
潘阳湖ZK01、 ZKI 孔沉积物孢粉中，指示干旱的麻黄属增多，同样表明战国后期气候已温凉偏干。[11]
该湖梅家洲ZK2孔距今2350年处剖面孢粉组合形式及孢粉含量显示，那时孢粉总浓度较低，暖性尤其是常绿树种减少或缺失，喜湿的草本和蕨类孢子增加，也说明当时气候偏凉。[12]
翟文川等在龙感湖对距今2400-2700年处剖面测得的情况亦近似。[13]
这一科研结果基本可以得出长江中游地区的降温始于2300-2200年前后（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
气候的逐渐变干变冷的趋势的持续时间则基本横跨战国时期，这一变化与竺可桢教授的统计数据有出入，这里将以前面的考古论证后的结论为基础，而不以竺可桢教授的数据（下图）为基础，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二．战国·西河学派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持续性战争年代，也是中国思想形成，改革进步迅猛的年代。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不久后，魏文候拜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为师，子夏是第一个享有“国师”名号的士人；
此后，魏文候为子夏在西河地区建立学堂，天下士人蜂拥而至，史称“西河学派”；
其中一人，名为李悝，这便是日后魏国变法的领导人，著有目前已知最早的法家经典，《法经》。[14]
子夏的学生中还有魏人段干木，子贡的弟子田子方；日后，段、田二人与子夏并称“河东三贤”，三人均为文候师；
子夏的学生中亦有公羊高，据传，子夏对他口授《春秋》，日后自作《公羊春秋传》对《春秋》作进一步解释。[15]
魏文候重用李悝，推动变法，延绵六百余年的封建分封制度第一次被打破，魏国开启东周后的首次变法，此后天下效仿，各国尽兴；
而占据社会数量最为庞大的平民阶层，也第一次拥有了上升的通道，中国非人格化官僚机构由此诞生，僵化的中国“国际”社会喷涌而出了巨大的能量，百家争鸣于各国，通过国家力量实验新思潮；
中国家族式社会第一次出现裂痕，此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国家却仍然保持人格化行政的古老家族制状态。[16]
同样出自西河学派的还有吴起，吴起为魏将时练兵“魏武卒”，以五万魏武卒破秦五十万之众，攻占河西，成魏霸业，日后辗转楚国，实行“吴起变法”，并撰有《吴子兵法》一书；
公叔痤设计赶走吴起后成为魏国相邦，三十年后，魏惠文王在公叔痤即将离开人世时向其求贤，公叔痤推荐了西河流派的一位学生，公孙鞅；
日后，此人于秦，被拜为商鞅。[17]
西河学派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它开启的士人称相、家国变法的模式正表明中国的国家竞争已由较小的封国吞并战发展到了大国间的竞争，此时的中华文明已经明显地形成了秦、楚、三晋、齐鲁、燕五个大的区域：
对应于在《气候与文明·卷一·第二篇》中重点分析的甘青文化及巴蜀文化（蜀地，后被秦吞并）、两湖地区及江淮文化（吴、越之地，后被楚吞并）、雁北文化（含中山）及中原文化、海岱文化，以及燕辽文化;
而根据文明特征对比，楚（含吴、越地）则代表了长江文明，而秦（不含巴蜀地）、三晋、齐鲁则代表了黄河文明，燕与接壤的箕子朝（zhao,1）鲜则代表了三江文明。[18]
这表明中国自夏商时代的城市国家状态经历了两周的封国状态后正式发展到国家状态。早在楚武王设县开始，中国非人格化官僚行政机构即已开始发展，但仍以家族为重心。[19]
魏文候创建“西河学派”，重用李悝推行的变法，使中国的非人格化官僚行政机构迅速向前迈出一大步，除国家最高权力拥有者——国王/皇帝外，法对天下所有人适用。[20]
法适用的前提即是人民对政治实体的政治权利的认可，因而“法”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执行，而要能够执行“法”，又必须要依赖于强大的国家力量——这对国家文化统一及国家认同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21]
从李悝变法开始直到汉武帝时期正式确立“国弱时行以道，国强时施以儒，国贫时执以法，国富时三者兼之”的行政策略；
中国于武帝后的历史便一直以这四百年间通过不断尝试确立下的治国方法为基础，国姓可变国体未变，是法与儒互相间的妥协。[22]
即使中国的“法”并非非人格化的法律，但其出现即已经意味着国家的雏形在中国诞生。
而成为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土地储备和人才上升渠道的国家，变为各国争相发展的方向。
但面对气候变化即将带来的生存压力，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工具需要被发展，即语言。
三.先秦·汉语言的演化概况
关于汉语的分类，中国内地学者的普遍看法与国际标准分类并不一致。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及2007年的国际认证ISO 639-3国际语种代号编制，汉语各分支为语言，汉语为语族：
国际标准化组织将汉语拆分为13种不能互相沟通的“语言”：cdo –闽东语，cjy –晋语，cmn –官语，cpx–莆仙语，czh –徽语，czo –闽中语，gan –赣语，hak –客家语，hsn–湘语，mnp –闽北语，nan –闽南语，wuu –吴语，yue –粤语。[23]
笔者认为，中国内地的语言划分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故而《气候与文明》中我将采用国际公认的语言划分方式——今天的“汉语言文化圈”为：
一个大的语族：汉语；以及至少十三个语支；
根据这一划分方式，中国至今仍未实现语言（语音及语意）的完全统一。
秦始皇出于与今天中国内地语言划分者同样的考量，最终决定推行“书同文”，在忽略语音及语意差异的情况下建立全国统一的文字系统，世称“秦文”，史称“小篆”；
根据后世考古资料，“隶书”在秦代亦有大量使用；小篆遵从于从前的“六书”造字原则，隶书则逐渐不再遵守而是自行变化造型，不过这一变化主要集中在汉代。[24]
和全世界所有的语言发展状况类似，今天的汉语言区域早期也分布为各地的城邦语言，许多语言并不相通；
根据后世的语言分布来看，即使如楚国吞并吴越，也并未吞并吴越的的语言，吴语与闽语至今仍在中国东南地区有广泛分布，而两种语言间并不互通，但这也并不妨碍上古时期利用金文进行交流。
据考，秦代的所谓语言统一实际上为行政语言统一，而并非完全性的国家语言及文化上的统一，秦始皇早期重用百家名贤尝试建立文化统一的基础于“封禅泰山”时告于失败，这才造成日后的“李斯荐焚书”事件。[25]
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化一统起自汉武帝时期尊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太学，培养五经学士；
虽早在春秋末年战国初期各国即已纷纷建立国家教育机构，如魏国西河学派、齐国稷下学宫等，秦代也已有“学室”专门培养行政吏员基本文化技能。[26]
但直到汉武帝时期，今日中国的主要地区才几乎全部建立统一的教育分支机构，面向全国输出儒家经典教育，这才进一步扩大了魏文候创造的士人晋升的通道范围，让底层百姓也有机会学习汉文，从而可以通过书籍学习其他文化知识，汉文明自此方才趋于形成。[27]
故而，先秦时期的中国语言总体上是分裂的，但相对于更早期的夏商朝，其语言差异则有明显的减小。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上的文字与商代青铜器上的文字完全不同。[28]
但到战国时期，百家之人可以在“天下”流动，各国民众往往可以自由前往他国谋生，这证明了当时各国间官文应是相近似的。[29]
平势隆郎提出“天下”语言的快速变化发生于西周末期，如老子等中央官员携带优势文字“金文”离开镐京的行为以及西周含有“金文”的物品书籍大量散落民间，这才将官方一直牢牢控制的用于祭祀的“优势文字”转变为民间文字。[30]
根据顾炎武所发明的“离析唐韵”⑨的研究方法，虽然战国七国文字各有不同，但其结构并无大的差异。[31]
王国维先生将战国时期的文字分为“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32]
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
王国维
故而，秦为“西土文字”，而函谷关以东的其他国家则为“东土文字”。[33]
王国维对司马迁经历的论述同样证明文字变化并不剧烈：[34]
太史公所谓古文，皆先秦写本旧书，其文字虽已废不用，然当时尚非难识，故《太史公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父谈时已掌天官，其家宜有此种旧籍也。
王国维
由此，先秦时代的文字情况或与现代汉语的繁简状况近似，当时的七国主流语言的基本结构皆为金文，这也为百家思想可以快速流动于各国间提供了基本保障——士人阶层并不存在大的语言障碍。
（一个有趣的对照是，欧洲语言大多与拉丁语有深邃的渊源，罗马帝国时期相对照来看反而更类似于周的存在，但这种对比对于非学术读者来说有误导性，故而只提不论）。
而秦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统一国家，根据秦始皇设立博士一职的做法来看，他采纳的统一文字的最高理想是实现文化的统一，而秦人讲求实际的性格，也展现在文字的统一可以提升秦国的行政效率一事上。
我们往往忽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秦始皇所建立的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需要统一管理的国家，秦始皇并没有先例可循，故而其所采取的文字统一对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中国前所未有之行为。
而真正实现文化认同的理想，则需要等到汉武帝时期才可告完成。笔者个人对秦始皇的崇敬溢于言表，正在于他是文化、语言、非人格化官僚机构真正的始皇帝。
根据韦伯对“政、法、资”的现代化定义，[35]始皇帝使中国实现了基本政治的现代化，并为中华文明奠定了根基。
但对战国时代而言，语言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统一的水平，由此为各国变法、百家争鸣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战国·气候与文明间的相互影响
根据本篇第一节对气候变化的考证来看，战国时期气候持续变冷，而非竺可桢教授所认为的转暖，因此可以肯定“天下”的农业种植也在持续受到影响。
在《气候与文明·卷一·第三篇》中已有提及铁器早在春秋时期的农耕活动中便已被广泛使用。[36]
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孟子·滕文公上》
而牛耕是另一个重要的农耕进步，虽在春秋便已有之，但分布并不广泛，主要集中在秦国。《云梦秦简·厩苑律》中有关于“田牛”定期比赛的记载；
但迄今出土的战国大量铁器中，铁犁为数甚少，且形制原始，呈120℃的V字形，没有犁壁，只能破土划沟，不能翻土作垄。这种情形，直到西汉中期以后才有所改变。[37]
且秦以牛田，水通粮……
《战国策·赵策》载赵豹言
由此可见，秦国在农业技术上占有重要的优势，而在上古社会，农业技术的发展是需要有巨大的动力才可实现的，这一动力，即是“商鞅变法”：
商鞅废除井田制，开垦荒地，肯定土地私有制，确定等级制度，培养地主阶级（自此之后，人想获得土地只能依赖于在非人格化官僚机构中努力为皇帝工作才能获得，再无主权世袭，从而彻底强化了非人格化官僚机构的结构[38]）；
废除分封，建立县制，编制户口，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前面五个行为均为“小家庭”的关键保障，从而彻底摧毁秦国的贵族势力，也将魏文候劈开的中国家族制的裂痕进一步扩大[39]），制定秦律，统一度量衡，建立军工授爵制。
公元前359年全面实行的商鞅变法于前338年商鞅车裂时已基本完成，历时近20年，居战国中期。
这一时期，根据前文的论述，中国总体气候应仍处于回暖的末期，尚未转寒，秦国土地辽阔，可开垦疆域广大；
同期的三晋地区，由于持续的开垦，民宅和田地相连，连牲畜放牧的地方都难以找到；
而秦国土地资源比较富裕，商鞅变法后也在加紧徕民垦草。大体说来，黄河流域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从以前的斑点式开发进入大规模连片开发的新阶段，到了秦汉时代，黄河流域的可耕地就已基本被开发了出来。[40]
据《周礼·职方氏》、《管子·地员》、《吕氏春秋·审时》等的记载看，战国时主要粮食作物仍然是粟（禾、稷）、黍、稻、麦（小麦、大麦）、菽、麻等五六种；
粟仍然保持其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黍和麻的地位下降，稻和麦的种植随着农田水利的发展而有所扩展。[41]
春秋时齐国从北方的山戎引进了“戎菽”，这大概是大豆的一种新品种，很受中原人的欢迎，适应中原地区从休闲制过渡到连年种植制的需要，获得迅速的发展，从春秋战国之际起，与粟并称，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⑩
（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
《管子·戒》
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
《墨子·尚贤中》
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荀子·王制》
戎菽的广泛种植和同期冬葱的引进，意味着北方作物的南下在加快，而粟的减少正对应了气候转寒，两种作物的消长进一步表明春秋中期至战国末期总体温度是下降的，仅战国初期有适当的回暖。
公元前2世纪，龟兹地区的冶铸业在西域三十六国中已享有盛名；
古龟兹国所辖的拜城盆地矿藏资源十分丰富；
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拜城地区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3000多年以来，这一地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矿冶遗迹。目前，新疆发现的矿冶遗址主要集中在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和拜城县，即古龟兹国的地域范围之内。
《中国古代冶铁术起源探寻》
铁器的发展是一个极为特殊而重要的信号，虽具争议，但中国学者目前普遍认为冶铁技术源自新疆或西亚地区，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东西方（中原与西域）的交流即已涉及技术交流；
该信号极为敏感，虽至今我们没有明确的先秦东西方存在交流的记录，但表明秦国所在的函谷关以西地区是周朝八百年及战国时代东西方交流的地理节点，也很可能为丝绸之路打下了最早的商贸及政治基础。[42]
彼时河西走廊仍是草原与森林的世界，在《气候与文明·卷一·第二篇·第四节》中对甘青地区的文化考证证明了《气候与文明·卷一·第三篇·第一节》中秦受封位置之关键：
环境优良、适合养马、为东西方交流要道。这为秦国储备了骑兵的养马场，以及冶铁技术的持续输入，乃至可能的商贸交流产生的经济支持。
古代冶铜冶铁业需要消耗大量木材，依据秦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的秦国也拥有着战国时代最大规模的牛耕及铁耕产业。[43]
因此，军农业的消耗对秦国的森林储备提出了严峻考验。而冶铁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水利工程的进步。
李约瑟认为，春秋中期以前，我国农田水利的主要形式是以排涝洗碱为目的的农田沟洫体系；
农田灌溉工程的出现虽然不晚于西周，但只是以小型、散在的形式存在。这种情况在春秋中期以后至战国时期发生重大改变；
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开发，黄河流域内涝积水的自然景观有了很大的变化，耕地也拓展到低平地区以外的广阔地域；
另一方面，铁器的普及又为水利建设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工具，这样，旧的农田沟洫系统的废弃和新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得以同时发生。[44]
井田废，沟洫堙，水利（按，指农田灌溉）所以作也。本起于魏李悝。<通典>曰：魏文侯使李悝作水利。
《事物纪原》引《沿革》
由此，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如期思陂、漳水十二渠、郑国渠、都江堰等相继建成。这些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不但扩展了耕地面积，而且大大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
《汉书·食货志》载李悝
岁收，中田小亩亩廿十斗，中岁也。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太上与太下，相复以为率。
银雀山竹书《田法》
在秦国修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两大渠，都江堰与郑国渠，从此秦国国力大增，良性地理环境的建立不但保障了农业的发展，也保护了森林储备不受洪水灾害的破坏。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经济。
这是有明确记载以来文明对气候的重要反作用之一，关中地区由此环境良好，有效缓解了全球变冷带来的气候冲击。
秦国得天时地利人和，依商鞅、吕不韦、李斯之变法改革，赖语言的流通使各国间形成中华文明之雏形、并亦无治理时交流压力过大之难题，修渠励耕冶铁肃军，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大秦，时嬴政自封，乃称始皇帝。
注释：
① 桦属：本属植物为新生代化石植物区系中的一群重要值物。其可靠的化石（叶、果苞及果实）最早出现于晚白垩世，欧亚大陆及美洲的地层中均有发现，第三纪及第四纪的植物区系中，本属具有较广的分布。化石花粉最早亦发现于上白垩统的地层中。现今桦木属约100种，主要分布于北温带，少数种类分布至北极区内。我国产29种6变种。全国均有分布。（科普中国）
② 落叶阔叶林：分布广泛，要求有雨量充沛的4-6个月的温暖生长季和持续3-4个月的非严寒冬季。最热月的均温为13-23℃，最冷月的均温为-6℃，年降水量为500-1000mm，且多半分布在温暖季节。（科普中国）
③ 常绿阔叶类：常绿阔叶林是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条件下的森林，大致分布在南、北纬度22°～34°（40°）之间。主要见于亚洲的中国长江流域南部、朝鲜和日本列岛的南部，非洲的东南沿海和西北部，大西洋的加那利群岛，北美洲的东端和墨西哥，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巴西的部分地区，大洋洲东部以及新西兰等地。其中以中国长江流域南部的常绿阔叶林最为典型，面积也最大。（科普中国）
④ 针叶树：在海拔100～1500米地带散生于针叶树、阔叶树林中。喜生于温暖、多雨、土层深厚、肥沃、排水良好的酸性土山区。（科普中国）
⑤ 蒿属：遍布全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最多，局部地区常组成植物群落，如草原、亚高山草原或荒漠与半荒漠草原的建群种、优势种或主要伴生种，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种类略少，多生长在荒坡、旷野及路旁，少数种也分布到海边滩地。（科普中国）
⑥ 蕨类：它们大都喜生于温暖阴湿白森林环境，成为森林植被中草本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森林的生长发育有着重大影响，同时可以作为敏感地反映环境条件的指示植物。（科普中国）
⑦ 《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刘昭民，（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23页；《中国东部近20000年来的气候波动与海面升降运动》，杨怀仁，《海洋与湖沼》，1984年第1期，第3-15页；《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张丕远，（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56-157页；《5kaB.P.潘阳湖地区古气候延缓的有机碳稳定同位素记录》，彭红霞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123-125页；《中晚全新世江汉平原沔城地区古人类活动的湖泊沉积记录》，朱育新等，《湖泊科学》，第1998年第2期，第23-29页。
⑧ 鳞盖蕨属：主要分布于旧大陆热带和亚热带，南达新西兰及马达加斯加，向北到日本，以亚洲最多，美洲不产。中国现有57种，成为本属的分布中心（如连同越南北部产的而中国可能有的两种在内，共为59种）。（科普中国）
⑨ 清代学者给古韵分部的首先是顾炎武，成果见于其《古音表》。（清代考据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⑩ 李亚农曾经指出；“在铁的生产工具广泛使用以前，黄土层地带是古代诸民族逐鹿中原的唯一目标，一切民族的矛头都指向这里。铁工具广泛使用以后，黄土层特殊的经济价值降低，冲积土地带的经济价值提高，其他一些硗埆之地也都成了可耕可种之地了。”见《西周与东周》第三章“生产工具与黄土层”，载《李亚农史论集》下册第636—644。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
参考资料：
[1]《国语集解》订补（《鲁语》局部）/编号:NM983l，清华EDP中心
[2] 《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状况研究》，陈业新，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1月
[3] 《长江中下游地区 7500-5000aB.P. 气候变化序列的初步研究》，《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唐领余等，1991年第4期；另见《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张丕远，（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28-135页
[4] 同上
[5] 《江汉平原全新世环境演变与湖群兴衰》，徐瑞瑚，《地域研究与开发》，1994年第4期，第52-56页
[6] 《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刘昭民，（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23页；《中国东部近20000年来的气候波动与海面升降运动》，杨怀仁，《海洋与湖沼》，1984年第1期，第3-15页；《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张丕远，（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56-157页；《5kaB.P.潘阳湖地区古气候延缓的有机碳稳定同位素记录》，彭红霞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123-125页；《中晚全新世江汉平原沔城地区古人类活动的湖泊沉积记录》，朱育新等，《湖泊科学》，第1998年第2期，第23-29页
[7] 《潘阳湖沉积物近 8ka 来有机质碳同位素记录及其古气候变化特征》，马振兴等，《地球科学》，2004年第3期，第279-285页；《潘阳湖湖口地区4500年来孢粉组合及古气候变迁》，吴艳宏，《湖泊科学》，1997年第1期，第29-34页；《潘阳湖湖口地区 4500年来环境变迁》，吴艳宏，《湖泊科学》，1999年第1期，第40-44页；《武汉地区全新世孢粉组合与古气候的初步研究》，杨礼茂等，《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2年第2期，第90-93/97页；《武汉部分先秦遗址考古土壤中的植硅石组合及环境意义》，顾延生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67-172页；《龙感湖地区近3000年来的植被及其气候定量重建》，童国榜等，《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7年第2期，第53-61页
[8] 《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张丕远，（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19-120页
[9] 同[2]
[10] 同[3]
[11] 《长江中游钻孔沉积物记录的5000年来气候变化与环境重建》，顾延生，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45-46、58、69、71页。潘阳湖南区ZK01孔孢粉组合及其所反映的植被、气候情况，另见《翻阳湖沉积物近8ka来有机质碳同位素记录及其古气候变化特征》马振兴等，《地球化学》，2004年第3期，第279-285页
[12] 《潘阳湖湖口地区 4500年来孢粉组合及古气候变迁》，吴艳宏，《湖泊科学》，1997年第1期，第29-34页
[13] 《龙感湖地区近3000年来的气候环境变迁》，翟文川等，《湖泊科学》，1998年第2期，第37-43页
[14] 纪录片《战国风云之列国》，金铁木，2019年
[15] 同上
[16]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搜索关键词：非人格化官僚，〔美〕弗朗西斯·福山，毛俊杰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09月
[17] 同[14]
[18] 《气候与文明·卷一·第二篇》，Angelo，Angelo的常识，2019年09月22日
[19] 纪录片《楚国八百年》，张晓敏，2014年；《楚居》同载
[20]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斯·韦伯，于晓等 译，台北：左岸出版，2005年
[21] 同[16]
[22] 《中国式自信》，Angelo，Angelo的常识，2020年03月11日
[23] 639 IdentifierDocumentation: zho https://iso639-3.sil.org/code/zho
[24] 《千古追踪：文字的演变》，教师入口网，2016年03月04日
[25] 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CCTV-9），2016年05月28日
[26] 《秦汉官僚制度》，卜宪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4页
[27] 同[22]
[28] 同[18]
[29] 同[14]
[30]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日〕平势隆郎，周洁 译，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2014年01月01日
[31] 《再论顾炎武的离析唐韵》，谢艳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1期
[32] 《战国中山国文字研究》，林宏明，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09月01日
[33] 《听王国维谈国学》，袁小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01月
[34] 《观堂集林·卷七· <史记> 所谓古文说》，王国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35] 同[20]
[36] 《春秋至西汉时期的农业发展概况》,徐志平（音译），OSGeo中国，2016年12月07日
[37] 《中国科学史·农学卷·第一章·第三节》，〔英〕李约瑟，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 译，科学出版社出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4年7月
[38]及[39] 同[16]
[40]及[41] 同[37]
[42] 《中国古代冶铁术起源探寻》，孟筠，中国钢铁新闻网，2013年05月27日
[43] 《亡者归来》，搜索关键词：秦国武器装备标准化，薛继军，辽海出版社，2009年03月
[44] 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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