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写毕于1925年10月21日。这篇小说收入《彷徨》后，于1926年8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

鲁迅写《伤逝》的这一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事后笔谈不断。

《伤逝》这篇小说，鲁迅借涓生之口，表达了对爱情的看法：“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句话很质朴，一点也不浪漫。

鲁迅写这篇小说时，是不是已经和许广平确定了爱情关系呢？手里没有太多的资料，还不能下结论。是不是和许广平的交往，促使鲁迅产生了这样的思考呢？也许这部小说里，有鲁迅和许广平的影子。

涓生在生活陷入困顿后的反思，使他认识到了爱情的虚妄。涓生却也是个懦弱的人，以为子君当初不顾一切地爱他，在生活陷入困顿之后，还能不顾一切的对抗周围的一切。他实在高估了子君的能力，没有看清整个社会对他们自由爱情的合力绞杀。涓生委婉地让子君离开自己，并给她树立了一个榜样：诺拉。

鲁迅的眼光实在太毒，他看清了没有物质基础的爱情，不可能在世上存活太久。1926年9月，鲁迅离开北京。有论者认为，鲁迅离开北京，去厦门任教，就是为了二人以后的共同生活考虑，多做一些积蓄。

1926年9月20日，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前天，我寄上了《彷徨》和《十二个》各一本。”

1926年9月22日，鲁迅又写信说：“我又于同日寄《新女性》一本，于十八日寄《彷徨》及《十二个》各一本，于二十日寄信一封，想来都该到在此信之前。”

和《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经常谈论当时的文艺和科学一样，虽然鲁迅和许广平相隔两地，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但鸿雁往来时，鲁迅没有忘记给广平寄杂志《新女性》和自己的小说集《彷徨》。鲁迅这样的举动，发生在写作《伤逝》之后。但我们知道在《伤逝》里，涓生对子君也有同样的期许。两个人的结合，实在还需要精神的交流，才能把两个不相关的人融合在一起。

1927年9月28许光平给鲁迅写信说：“廿三晚写好的信，廿四早发出了，当日下午收到《彷徨》和《十二个》，包裹甚好，书一点没有损坏，但是两本书要寄费十分，岂非太不经济？”

许广平认为十分钱的邮费不经济，但在这封信的末尾，关心起鲁迅的健康来，语气可就截然不同了：

“菜淡不能加盐么？胡椒多吃也不是办法，买罐头补助不好么？火腿总有地方买，不能做来吃么？万勿省钱为要！！！”

许广平鲁对迅的关心和子君对涓生地照顾何其相似乃尔！许广平在1926年9月23日的信中，向鲁迅抱怨了自己工作的辛劳和繁杂。她听说鲁迅要辞掉工作，问鲁迅“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或者于衣，食，抄写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也不妨通知，从长讨论。”

当初许广平给鲁迅写信，是想询问鲁迅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间或有对如何作文的请教。1925年3月26日晚，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说，她使用过好几个笔名，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与前期《妇女周刊》上以‘持平’之名，投了《北京女界一部分的问题》一文外，后在十五期《现代评论》见有‘一个女读者’的一篇《北师大的风潮》……用的是‘正言’的名字……”

许广平笔下有生气，也是很引人注意的，鲁迅1926年9月20日的信中说：“章锡琛托建人写信给我，说想托你给《新女性》做一点文章，嘱我转达。不知可有这兴致？如有，可先寄我，我看后转寄去。……”

直到10月14日，许广平才回复了这次请托：“《新女性》上的文章，想下笔学做，但是现在，环境和时间都不容许，过几时写出再寄罢。”

然而终于没有做成。

待到后来有了子婴，迎来送往，完全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模样了。萧红写《回忆鲁迅先生》里写到：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绒。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判定以楼上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

来了客人还到街上去买鱼或买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工作。

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信筒那时去。落着雨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一些白了的。